新桥镇的雨季终于过去，留下被洗涤一新的空气和四处可见的水渍。阳光重新变得灼热，但那份潮湿闷热并未完全消散，只是换了一种形态，粘腻地附着在皮肤上。
乔一桐的“社区生态微图谱”试点，在几番波折后，勉强在三个条件较好的社区推开。工具的使用磕磕绊绊，老网格员们更习惯用笔在小本子上记录，再由年轻人帮忙录入系统。数据的“鲜活性”打了折扣，但毕竟开始了。系统捕捉到的第一个“正向循环”案例，来自荷花塘社区：通过备注发现一位退休电工老师傅愿意发挥余热，社区便牵线，帮他与几户独居老人结对，定期检查老旧线路。虽然事情微小，却让参与其中的网格员和社区干部，第一次直观感受到“数据连接”可能带来的温度。
然而，赋能之路的裂隙也随之显现。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浮出水面：数据权属与隐私的基层认知冲突。
起因是东风社区在尝试梳理“社区能人”资源时，一位擅长书法、曾被系统标注的退休教师，通过子女得知自己被录入“社区特殊人群服务系统”，大为光火，认为自己的特长和联系方式被不当收集和“利用”，侵犯了隐私，甚至质疑社区有“监控”居民之嫌。尽管社区再三解释这是为了更好组织志愿服务、且在安全环境下脱敏处理，老人仍不依不饶，闹到了镇里。
此事在基层干部中引发了轩然大波。“看吧，我就说这事容易惹麻烦！” “好心当成驴肝肺，以后谁还敢主动报信息？” 类似的议论蔓延开来。原本就对数据工具心存疑虑的部分干部，此刻更是找到了“实证”。
乔一桐和张思远迅速介入处理。他们向老人详细解释了数据采集的志愿原则、使用范围和安全措施，并当场在系统中删除了老人的详细信息，只保留“社区有书法特长资源”这一模糊标签。同时，他们紧急修订了数据采集指引，强调必须“告知-同意”，尤其是涉及个人技能、健康状况等敏感信息时，必须获得本人明确许可，并允许随时退出。
“这件事给我们敲了警钟。”乔一桐在镇里的工作会议上说，“数据赋能不能变成数据‘征用’。尊重和信任，比技术本身更重要。我们的工具，必须给居民选择权和控制感。”
风波虽然平息，但裂痕已生。一些社区对推进数据采集变得更加谨慎，甚至消极。赋能工具的推广速度明显放缓。张思远在报告中写道：“技术可以设定权限，但无法自动生成信任。基层数据伦理和隐私保护意识的缺失，与工具本身的设计缺陷，共同构成了当前的主要障碍。”
高晋在总部审阅这份报告时，心情复杂。新桥镇遇到的，是“星图”未来必然要面对的核心挑战之一：在数据利用与个体权利之间，在效率提升与人文关怀之间，如何找到那个脆弱而关键的平衡点？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观念和治理文化的深层转型。
他将新桥镇的经验教训整理成案例，加入“微试点”知识库，并指示团队，在设计“主干-支流”架构的数据共享协议模板时，必须将“知情同意”、“最小必要”、“用途限定”等原则，以更清晰、更具操作性的条款加以体现。他甚至考虑，是否应该在“星图”系统中，引入面向个人的、极简化的数据授权查询与撤回通道？尽管这会在技术上带来巨大复杂性，但从长远看，或许是建立系统公信力的基石。
就在他深入思考数据伦理问题时，部委层面传来了消息：经过数轮艰苦磋商，关于“主干-支流”试点方案中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的“责任共担”过渡方案，终于获得了原则性通过。作为交换，试点范围被严格限定在两个非核心领域（公共安全事件中的非涉密影像数据共享、环境保护监测数据交换），且“星核”的审计监督权限被进一步强化，要求所有跨境数据流动日志实时同步至“星核”监管沙箱。
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妥协产物，各方都不尽满意，但都勉强可以接受。高晋知道，这扇门只是开了一道缝隙，但毕竟开了。接下来，将是更细致的协议文本打磨和具体技术对接，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让这脆弱的共识破裂。
孙启明在方案批复件上签了字，并将高晋叫去。“门开了一条缝，接下来要看你们能不能把路走稳、走实。两个试点领域，务必做成标杆，不能出任何纰漏。尤其是安全，这是生命线。”他顿了顿，“新桥镇那边遇到的隐私问题，你们也要高度重视。‘星图’的合法性，不仅来自上级授权，更来自基层和公众的认可。失了人心，技术再先进也是空中楼阁。”
高晋深以为然。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既要推动技术架构落地，又要直面基层复杂的现实伦理；既要满足上层的安全管控要求，又要回应个体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这条路，遍布裂隙，需要如履薄冰。
数日后的一个深夜，高晋仍在办公室审阅新桥镇最新发来的、关于建立“数据采集知情同意标准化流程”的建议稿。城市已陷入沉睡，办公室异常安静。
突然，他的私人加密通讯器，那个几乎已被他设定为静默状态的设备，传来一阵急促的、特定频率的震动。是倪永孝的紧急联络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