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芳挂断电话，走廊里陷入一种微妙的寂静，只有刘大刚粗重的喘息声格外清晰。他像一头被困住的公牛，双眼通红，却找不到冲撞的方向。律师和公安局，像两盆冷水，兜头浇灭了他大部分嚣张的气焰。
“你……你真叫律师了？”刘大刚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他试图维持凶狠，但眼神已经开始闪烁。两只手抓着头发，眼睛不停转着，不能被吓唬住，他儿子是受害者，对，自己要稳住。平复好心情，抬起头。
“是的，王律师半小时内到。”李芳语气平和，却不容置疑，“在律师和警方介入之前，我建议我们都冷静一下。争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明总也适时开口，语气缓和了许多：“刘先生，我们理解你的心情。孩子受伤，做父母的谁都心疼。但李芳提出的承担全部医疗费、营养费并请家教补课的方案，已经是很有诚意的了。走法律程序，耗时耗力，对两个孩子也是二次伤害。你放心该赔付的，我们一分不少，你走公，还是私下和解都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耗得起。
刘妻在一旁使劲拽丈夫的衣袖，带着哭腔低语：“算了算了，别闹了！人家都说了全包医药费，还请家教，够可以了！真闹到公安局，你脸上有光啊？孩子还在里面躺着呢！”她是个胆小怕事的人，自己老公啥心思，她明白，刘大刚还要去工地干活，时间耽误不起……
刘大刚烦躁地甩开妻子的手，但没再大声咆哮。他靠着墙壁，掏出烟盒，想到这是医院，又愤愤地塞了回去，只能用力搓着自己粗糙的脸颊。他混迹市井，不怕吵架，甚至不怕动手，但对上律师和警察，本能地感到一种畏惧和无力。
半小时后，一位戴着金丝眼镜、提着公文包的中年男子步履匆匆地赶来，正是李芳的私人律师王律师。他先与李芳、明总简短交流了几句，了解了事情经过和对方的要求。
王律师走到刘大刚面前，递上名片，语气专业而冷静：“刘先生您好，我是李女士的法律顾问，姓王。关于您儿子和李小磊同学之间的意外，以及后续的赔偿问题，由我来协助沟通。”
刘大刚瞥了一眼名片上烫金的律所名字，没接，哼了一声：“有什么好沟通的？20万，少一分免谈！”
王律师也不生气，收回名片，沉稳地说：“刘先生，赔偿金额的确定，需要依据法律规定和实际损失。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相关规定，人身损害赔偿主要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直接损失。我们需要根据医院出具的证明和实际票据来计算。”
他顿了顿，目光平和却带着力量：“您提出的20万赔偿，如果无法提供相应的损失依据，在法律上可能难以得到支持。相反，如果坚持超出合理范围的索赔，并伴有威胁性语言，可能还会涉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甚至触碰刑法中关于敲诈勒索罪的边缘。我希望我们能在一个合法、合理的框架内解决问题。”
“你……你少吓唬我！我儿子被打了，我要赔偿天经地义！”刘大刚梗着脖子，但声音明显低了几分，“法律还能不帮受害者？”
“法律当然保护受害者。”王律师点点头，“法律保护的是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比如，李女士承诺承担全部医疗费、营养费，并负责聘请家教弥补您儿子落下的功课，这都是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您对后续可能存在的后遗症有担忧，我们可以协商，在出院时由医院出具一份详细的康复评估和建议，并约定如果未来确因这次伤害引发直接相关的后遗症，医疗费用我们依然负责。这是一个更稳妥、也更符合法律精神的解决方案。”
刘大刚张了张嘴，想反驳，却发现对方说的句句在理，自己那套胡搅蛮缠在王律师冷静的法律条文面前，毫无用武之地。他感觉自己就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憋闷得厉害。
这时，两名穿着制服的民警也来到了现场。原来是医院方面看到纠纷持续，为了避免事态升级，主动联系了辖区派出所。
民警了解了基本情况后，一位年长些的警官对刘大刚说：“这位同志，孩子受伤，心情我们能理解。但解决问题要靠理、靠法，不能靠闹。你提出的赔偿要求，确实远远超过了正常标准。这位女士愿意承担所有治疗费用并请家教，态度是诚恳的。”
另一位年轻警官也补充道：“是啊，大哥。你看，你们两家孩子还是同学，事情闹大了，以后两个孩子在学校怎么见面？对孩子成长也不好。我们调解过很多类似的纠纷，一般都是按照实际损失来赔偿的。漫天要价，不但拿不到，还可能把自己陷进去，得不偿失啊。”
警察的话，带着官方的权威和人情味的劝解，成了压垮刘大刚固执心态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脸上的横肉松弛下来，肩膀也塌了下去，那股蛮横劲儿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颓然和不知所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