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太后，自从执政以来，已经过去了数年时光。在这段时间里，她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智慧。
为了巩固国家的防务，邓太后决定对边境地区进行修复和加强。她下令修复那些被战火摧毁的凉州城郭和烽燧，这些防御设施对于保护边境安全至关重要。同时，她还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将内地的灾民迁徙到边郡屯田。这些灾民不仅得到了耕牛和种粮的支持，还享受了五年的免赋税政策。这样一来，边地的人口得到了充实，同时也减轻了驻军的粮草压力，可谓一举两得。
在救灾荒和稳定民生方面，邓太后也做出了巨大努力。从永初到建光年间，她一直关注着百姓的生活状况，并采取各种措施来缓解灾情和保障民生。这些举措贯穿了她执政的整个时期，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几年里，我手下的五大女官之一，账目女官周绸，每隔几个月就要被太后临时抽调过去，担任几个月的钱粮管理工作。这主要是因为太后手下真正能够信任和依赖的人并不多，除了我这个永巷令之外，也就只有我手下的少数几个人可以信赖了。
邓太后执政的中后期，虽然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国家局势，但天灾仍然频繁发生。永初四年，并州遭受了严重的蝗灾，蝗虫铺天盖地，所过之处庄稼尽毁；元初元年，京师发生了强烈的地震，房屋倒塌，百姓伤亡惨重；永宁元年，荆州又遭遇了罕见的水灾，洪水泛滥，淹没了大片农田和村庄。
面对如此严峻的灾情，邓太后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节流养民的政策。她持续削减宫廷的用度，下令“罢诸苑游猎，停宫内锦绣织造”，不仅取消了皇家园林的游乐活动，还停止了宫内精美的丝织品织造。此外，她甚至将自己私人府库中的钱财以及少府的钱，拿出30%拨给大司农，用于购买灾民所需的种子，以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永初五年，关中地区发生饥荒，邓太后心急如焚。为了缓解灾情，她果断下令“后宫每日减肉食，百官俸禄再降一成”，要求后宫的妃嫔们每天减少肉食的供应，同时让百官的俸禄再降低一成。这一举措虽然对宫廷和官员们的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却为灾民们节省了大量的粮食和资金。
在邓太后的努力下，国家逐渐度过了难关，灾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她的节流养民政策虽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阻力，但最终还是取得了成效，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实现精准赈灾，朝廷下达了严格的命令，要求地方官员必须在灾害发生后的三日内上报情况，如有逾期不报者，将被处以斩首之刑。同时，还派遣使者手持符节前往各地进行督查，以防止官员贪污救灾物资。
元初二年，冀州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灾荒，大量流民涌入洛阳。面对这一情况，她迅速做出反应，下令在城外设立“流民坞堡”，每个坞堡都配备一名医官和一名粮官，以确保流民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得到满足。
不仅如此，她还亲自前往坞堡视察，了解灾民的实际情况。在视察过程中，她看到许多灾民衣衫单薄，饱受寒冷之苦，于是当即下令赐予灾民棉衣，让他们能够温暖过冬。这一举动不仅温暖了灾民的心，也稳定了社会秩序。
然而，尽管这件事情已经交由户部周大人负责处理，但我手下的五大女官中有两位周女官的父亲，仍然亲自前往灾区，尽心尽力地协助赈灾工作。他们不辞辛劳，日夜奔波，最终因过度劳累而身体垮掉，不得不辞官回家休养。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我眼中，时间如同光影一般快速流逝，转眼间已经过去了许多年。然而，邓太后所推行的政策却依然在持续施行，展现出其深远的影响力。
在农业方面，邓太后高度重视重农桑与兴水利。她下诏要求各郡国必须修缮旧有的陂塘，这些陂塘作为蓄水池，对于农田灌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为了鼓励开垦荒地，她还颁布法令，凡是垦荒者均可免除三年的田租。此外，邓太后大力推广“代田法”，这是一种能够显着提高粮食产量的先进耕作技术。
不仅如此，邓太后以身作则，亲自在洛阳周边开辟了“太后籍田”，这是一片专门用于皇家示范的农田。每年春耕时节，她都会率领三公等高级官员亲自下地耕种，以此来劝勉农民重视农业生产。这种亲自示范的行为，无疑给地方官员和百姓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带动了整个社会对农业的重视。
在太后身边工作多年，我这副身体也如同被岁月侵蚀的古旧建筑一般，正加速崩塌。尽管我曾尝试让身体去适应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但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这副身体的容纳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就像一台随时可能因过载而短路的机器。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无法停下手中的工作。
整吏治与平冤狱，这是太后交予我的重任，也是我义不容辞的使命。自永初六年至永宁元年，邓太后针对地方官贪腐、冤案频发的问题，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监察与司法改革的措施。
其中，最为严厉的当属对贪官的严查。太后派遣“绣衣使者”（钦差）巡行郡县，一旦发现有官员贪污受贿超过三十万钱，无论其爵位高低，一律处以死刑。永初六年，“南阳太守张显挪用赈灾粮百万斛”的案件被查出，尽管他是功臣之后，太后仍毫不犹豫地下令将其处死，并将案情公示天下，以儆效尤，震慑整个官场。
再之后，邓太后展现出了她的政治智慧和公正。她深知冤狱对社会稳定和人民信任的影响，因此下令廷尉和尚书台每季度复核在押囚犯，尤其要关注那些因羌乱而被诬为“通敌”的边民。
元初三年，邓太后亲自审阅洛阳狱案，她仔细审查每一个案件的细节，不放过任何一丝疑点。经过一番深入调查，她发现有一百多名羌族降户被诬告为“通敌”，这些人实际上是无辜的。邓太后当即下令释放这些被冤枉的人，并严厉斥责洛阳令，批评他“宁枉勿纵”的做法，指出这种做法会失去民心。
在选贤任能方面，邓太后同样表现出了非凡的眼光和胸怀。她既重用外戚中贤能者，如邓骘虽然被罢去兵权，但因其“清廉”而被保留特进待遇；同时，她也不拘一格地提拔寒士，如虞诩出身小吏，却因平羌有功而升为尚书仆射。
更为难得的是，邓太后敢于打破传统惯例，任命擅长水利的王景为河堤谒者，主持黄河疏浚工作。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她对人才的重视，更显示出她不拘泥于儒家思想的束缚，而是以实际能力和贡献来选拔官员。
兴文教与修典章，这是一段充满文化底蕴和历史意义的时期，从永初七年一直延续到建光元年。
邓太后自幼就对经史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这种深厚的文化素养在她执政后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她大力推动文化建设，旨在通过“正纲常、明教化”来提升社会的道德风尚和文化水平。
其中一项重要举措便是校订典籍，统一经义。邓太后下令召集马融、班昭等着名大儒，让他们在东观——这座皇家图书馆中，对《五经》进行细致的校订工作。他们不仅要纠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间的分歧，还要确保经义的准确和统一。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最终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