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这些经典能够广泛传播，邓太后决定将校订后的《五经》刻石立于太学。这样一来，天下的学子们都可以以这些石刻为标准教材，学习正统的经义。这一举动对于规范学术、传承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邓太后还亲自为《女诫》作注。《女诫》是一部关于女性品德和行为规范的经典着作，邓太后在注释中强调“妇德非仅柔顺，亦需明事理”。她认为女性的品德不仅仅是柔顺，还应该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智慧。这一观点对后世女性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兴办官学，推广识字：在洛阳设“宫教”，选后宫妃嫔、女官学习《论语》《孝经》，由班昭主讲；同时下令“郡县各设小学，凡适龄儿童（无论贵贱）皆可入学”，甚至给贫困生“提供笔墨纸”，推动基础教育普及。
修史明鉴：
为了使后人能够清晰地了解东汉历史，安帝下令史官对《东观汉记》进行补修。其中，特别强调了“光武至和帝”时期的本纪和列传部分。这一时期的历史对于安帝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希望通过修史来提醒自己以及后世的统治者，要以史为鉴，避免重蹈前朝的覆辙。
在修史过程中，安帝着重强调了“为政者当鉴前朝兴衰，勿学王莽篡逆，勿效窦宪专权”这一观点。王莽篡汉和窦宪专权都是东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动荡和危机。安帝深知这些事件的危害，因此希望通过修史来警示后人，让他们明白权力的滥用和专横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通过修史明鉴，安帝不仅巩固了自身执政的合法性，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这些史料将有助于后人更好地了解东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为研究历史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平衡权力，为归政铺路（永宁元年至建光元年）：
安帝成年后，邓太后虽然没有立即将政权交还给安帝，但她也意识到权力交接的重要性，并开始逐步为这一过程做准备。
在永宁元年，邓太后以“邓氏子弟多骄纵”为由，果断地罢黜了邓骘之子邓凤的官爵。这一举动显示出邓太后对邓氏外戚势力的限制，她不希望外戚势力过于膨胀，以免重蹈窦氏外戚的覆辙。
随后，邓太后又下令让邓氏五侯各归封地，不得干预朝政。这一措施进一步削弱了邓氏外戚的权力，使得朝廷的权力结构更加平衡。通过这些举措，邓太后为安帝日后顺利归政铺平了道路，同时也避免了外戚专权可能带来的政治危机。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正史中的邓太后已步入晚年。在这人生的暮年，她仍心系国家大事，为安帝的未来谋划着。
为了安抚安帝，邓太后精心为他挑选了皇后——阎氏。这不仅是为了稳定后宫，更是为了展示自己对安帝的支持与信任。同时，她还提拔了阎氏的外戚阎显为执金吾，让其参与朝政，以示“共享权力”的诚意。
此外，邓太后深知制度的延续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于是，她命人整理先帝遗诏以及太后临朝的旧事，将这些宝贵的经验编纂成一部法令集——《令甲》。这部法令集不仅是对过去的总结，更是为归政后的制度延续铺就了道路。
然而，就在这看似平静的时刻，我的身体却迎来了最后的崩塌。这是我与女君的最后一面，我们交谈了许多。我向她坦白了自己天外来客的身份，以及那些所谓的提前帮助不过是历史知晓的答案。
令人意外的是，作为执政十余载的人，女君对于我的身份并没有表现出好奇或惊讶。她的淡定让我深感敬佩，或许这就是历经风雨后的从容吧。
最后，当我提到带走她的思维记忆时，她竟然没有丝毫的反对。相反，她希望那个被复制出来的自己能够代替她再活一世，体验新的人生。这种豁达与超脱，让我对她的敬意更添几分。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太后的女儿，也就是那位在历史上原本不应该存在的人——同乐公主刘恋，在她年少的时候，竟然爱上了一个宫中的女官。而我呢，其实和她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把事情挑明了。她对我的情况可谓是了如指掌，自然也清楚地知道了她母亲太后晚年的所有事情。
正因为如此，我们俩共同策划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假死戏码。这场假死，不仅可以被视为给邓太后的人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同时也能让安帝不至于对太后的事情过于深究和追究。毕竟，即使他真的发现了一些端倪，也不会轻易采取什么实质性的行动。
这其中的潜台词就是：我已经将手中的权力归还，如今的我，就如同一个死人一般。而从明面上来看，太后这个身份也已经不复存在了。
再之后的事，我就无从知晓了。仿佛时间在那一刻戛然而止，所有的故事都被尘封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竟然和历史上的丧礼日期完全一致。
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呢？我不禁陷入了沉思。而这一次，我将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天际，短暂而绚烂，却无法留下永恒的痕迹。
时间如白驹过隙，悄然流转。我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那个注定的时刻——1910 年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