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决定留下的那一刻，仿佛某种无形的桎梏被打破了。我们这些原国民党士兵，不再是被收容的“溃兵”，而是成为了这支八路军特务连的一部分，尽管还带着原有的烙印，但心态已然不同。岩洞里的气氛变得更加融洽，训练和学习也带着更强的目的性。
我被编入了由老耿直接负责的狙击小组，小组里除了我和二柱，还有另外两个枪法精准、性子沉静的八路军老兵。我们这个小队，不再参与普通的巡逻和袭扰，任务变得更加单一，也更加凶险——猎杀有价值的目标，为连队的行动扫清障碍，或者在关键时刻提供远程火力支援。
训练强度进一步加大。老耿是个极其严苛的教官，他对细节的追求近乎偏执。他要求我们不仅要打得准，还要能“消失”。如何利用自然环境制作伪装服，如何选择不会被轻易发现的射击阵地，如何在开火后迅速转移而不留痕迹，这些都成了我们每日必须反复练习的科目。
“一个狙击手，最大的敌人不是对面的枪口，而是暴露自己。”老耿的声音总是那样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活着，才能开下一枪。”
我们像幽灵一样，出没在据点周边的山林中。有时是为了实地训练，有时是配合连队执行侦察任务。我逐渐习惯了长时间潜伏的状态，习惯了与泥土、昆虫和寒冷为伴。我的听觉在潜伏时发挥了更大作用，能提前预警接近的动物或者……敌人。
我的那支经过挑选的中正式步枪，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我熟悉它的每一个部件，熟悉它击发时那轻微的后坐力和独特的声响。老耿甚至教了我一些简单的校枪和调整准星的方法。当我趴伏在伪装下，透过准星凝视远方时，那种掌控生死（虽然只是模拟目标）的感觉，既令人心悸，又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这与我拉二胡时，用心去感受和控制每一个音符的微妙变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杀戮与艺术，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域，在我身上找到了一种扭曲而残酷的交汇点。
万全的腿伤终于好了大半，虽然阴雨天还会隐隐作痛，但已经能摆脱木棍正常行走。他没有加入狙击小组，而是凭借着他出色的观察力、分析能力和文化水平，成了周卫国的“参谋”兼连队的文化教员。他协助周卫国分析情报，规划行动方案，同时也继续教士兵们识字，讲解战术要点。他的冷静和条理，让他在新的岗位上如鱼得水。
李老蔫则成为了连队的副连长，主要负责日常管理和带领步兵分队行动。他那股子老兵油子的劲头收敛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沉稳的指挥风格。他学习八路军的带兵方法，关心士兵生活，也毫不吝啬地将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传授给新兵。他与周卫国的配合越来越默契。
王指导员的工作也卓有成效。他不再空谈大道理，而是将政治工作融入到日常的点滴之中。帮士兵写家书（尽管很难寄出去），组织小型的讨论会，让大家畅所欲言（当然是在保密前提下），甚至利用我偶尔拉响的二胡声，组织大家唱一些改编过的、带有抗日内容的山歌小调。岩洞里，开始有了更多属于“人”的生气。
然而，战争的阴影从未远离。日军对野狼峪遇袭的报复行动开始了。他们调集了更多兵力，对周边山区进行了拉网式的扫荡，空中也不时有侦察机盘旋。我们的活动范围被迫缩小，行动也更加困难。
一天，周卫国接到情报，日军一支运输小队，将在两天后通过距离我们据点约三十里外的一条名为“一线天”的险要峡谷，向某个前线据点运送一批重要物资。护送兵力约一个加强分队。
“这是个机会，也是个硬骨头。”周卫国指着地图上那条狭窄的峡谷，“一线天易守难攻，但也是打伏击的好地方。如果能吃掉这支运输队，不仅能缴获物资，还能狠狠打击鬼子的补给线。”
“关键是，如何快速解决战斗，避免被敌人缠住。”万全补充道，“鬼子吃了上次亏，护送兵力肯定很警惕。”
“需要精确打击，先打掉他们的指挥和重火力点。”周卫国的目光落在了我们狙击小组身上，“老耿，你们小组，负责这个。在战斗打响前，优先清除鬼子的小队长、机枪手和掷弹筒手。有没有问题？”
老耿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位置？”
周卫国和万全、李老蔫等人详细研究了地图和侦察兵带回的地形信息，最终确定了几个理想的狙击阵地位置，可以俯瞰峡谷的大部分地段。
任务下达，我们狙击小组立刻开始准备。检查武器，准备充足的弹药和伪装材料，熟悉目标区域的每一条小路、每一块岩石。气氛凝重而专注。
出发前夜，岩洞里异常安静。我坐在角落里，最后一次擦拭着步枪。二胡静静地躺在身边，我已经很久没有碰过它了。杀戮的气息似乎浸染了我的手指，让我害怕那熟悉的琴弦会发出不和谐的音符。
万全走了过来，坐在我旁边，看了看我手中的步枪，又看了看旁边的二胡，轻声道：“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