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匠铺的日子，像山涧里的溪流，表面平静，底下却潜藏着冰冷的石头和看不见的漩涡。时间在这里以草药的煎煮次数、伤员体温的起伏和日渐减少的粮食储备来计算。
祠堂临时医护所的气味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草药的清苦，伤口化脓的腥甜，煮沸布带的碱水味，还有干草被体温烘烤后散发出的、略带霉味的暖意。我成了这里的常客，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二蛋。
他的病情如同这太行山的天气，反复无常。那天清晨短暂的清醒和那声“哥”之后，他又陷入了持续的高热和昏沉。小何卫生员——全名何秀芹，是个话不多但手脚极其利落的姑娘，据说是跟着部队里一个老郎中学了几年，被迫成了这石匠铺唯一的“专业”医护人员。她每天都会来给二蛋检查，喂药，擦拭身体。
“体温还是没降下去，肺里的啰音也没消。”何秀芹收起用竹筒自制的听诊器，眉头微蹙，语气里带着与她年龄不符的沉稳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消炎的蒲公英、鱼腥草都用上了，效果太慢。要是能有西药……”
她没再说下去，但我们都明白。磺胺、奎宁这些宝贵的西药，在主力部队都是稀缺物资，更别说这偏远的山村据点了。
我只能更勤快地用湿布给他擦拭额头、腋下，试图用物理方式带走一些热量。我学着何秀芹的样子，辨认着瓦罐里翻滚的草药，掌握火候，按时给他喂下那苦涩的汁液。喂药是件极其困难的事，他大多时候牙关紧咬，意识模糊，我需要极有耐心地一点点撬开他的嘴唇，用竹勺小心地滴进去，生怕他呛到。
张铁锤偶尔会拄着棍子过来看看。他的腿伤在何秀芹用草药外敷和内服下，红肿消褪了不少，虽然走路还瘸，但已无大碍。他通常只是沉默地站在干草铺边，看上一会儿，然后拍拍我的肩膀，什么也不说，又默默离开。他手下的兵，伤势较轻的，已经开始帮着村民干些杂活，比如修补屋顶、加固篱笆，算是以工代赈，也借此融入这里的生活。他们与八路军战士和民兵之间，那种最初的隔阂和警惕，在共同的劳作和有限的交流中，似乎正在慢慢消融。
李老蔫牺牲的消息，老耿选择在一个傍晚，委婉地告诉了张铁锤和我们几个原国民党士兵。当时我们正围坐在祠堂外空地上喝稀粥，夕阳的余晖将每个人的脸都染成了古铜色。
“……李排长他们，在黑风寨打得很英勇，吸引了大量鬼子，为我们突围创造了决定性的机会。”老耿的声音平静，但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在我们心上，“他们……全部殉国了。”
空气仿佛凝固了。粥碗停在嘴边，咀嚼的动作僵住。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当确切的消息传来，那种钝痛依旧清晰无比。我想起李老蔫临走前那句“等打跑了鬼子，老子请你喝酒”，想起他擦拭汉阳造时专注的神情，想起他决定留下断后时那决绝的背影。
张铁锤猛地低下头，肩膀剧烈地耸动了一下，手里的粗陶碗差点掉落。他死死攥着碗沿，指节发白，良久，才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如同受伤野兽般的低吼。
没有人说话。只有晚风吹过老槐树枝叶的沙沙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归鸟啼鸣。
那一晚，祠堂里的气氛格外沉闷。失去战友的悲痛，像无形的阴云，笼罩在每个人心头。但奇怪的是，这种共同的悲伤，并没有击垮我们，反而像一种粘合剂，将我们这些来自不同阵营、却共同经历了生死和别离的人，更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不再仅仅是“友军”，而是真正意义上的“难友”，是背负着同样沉重记忆的兄弟。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二蛋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他开始剧烈地抽搐，呼吸变得极其困难，喉咙里发出可怕的“嗬嗬”声，脸色由苍白转为骇人的青紫色。
“不好！痰堵住了！”何秀芹被我叫醒，冲过来一看，脸色顿时变了。
她试图用手指去抠，但无济于事。二蛋的瞳孔开始散大，身体绷得像一张弓。
我吓得魂飞魄散，死死抱着他，感觉他的生命正在我怀里飞速流逝。“二蛋！二蛋！撑住啊！”我绝望地呼喊，声音嘶哑。
何秀芹急得满头大汗，她环顾四周，目光突然落在角落里一个正在熬药的瓦罐上。她冲过去，一把抓起旁边用来扇火的大蒲扇，又迅速跑回来。
“把他扶起来！快！”她命令道，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急切。
我连忙照做，将二蛋半抱在怀里。何秀芹用蒲扇对着二蛋的口鼻，开始有节奏地、用力地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