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进驻的头两天，机修车间安静得像太平间。
钳工台上少了榔头敲打的叮当声，砂轮转得都有气无力。大伙儿走路踮着脚，说话压着嗓，眼神却像探照灯似的，逮着空就往车间办公室那边的小会议室瞟——工作组就在那儿找人“谈话”。
郭大撇子是第一个被叫进去的。进去前还强撑着跟人点头，出来时脸白得像刷了层糨糊，两条腿走路直拌蒜，差点在门槛上摔个狗啃泥。有人凑上去想打听，他眼皮都不抬，闷头窜回自己工位，抓起块砂纸拼命打磨一个早就光可鉴人的零件，手抖得砂纸直跑偏。
接着是工具室的王姨，进去时还算镇定，出来时眼圈通红，嘴里不住念叨：“我就是个管工具的……他们领啥我给啥……我哪知道……” 下午就请了病假。
易中海的工位一直空着。有人说他被“请”到厂部去谈了，也有人说他“病了”。孙副科长倒是天天来上班，但办公室门关得严严实实，门口等着汇报工作的人排成排，个个脸色惴惴。
就在这压抑的当口，许大茂像只嗅到肉味的鬣狗，找准机会，在一个工作组副组长去食堂打饭的路上，“噗通”一声就“滑倒”在人跟前，手里的饭盒摔出老远，汤汁溅了一裤腿。
“领导！领导我有重要情况反映！我要揭发！我要立功！”他顾不得擦裤子，一把抱住副组长的腿，声泪俱下，鼻涕泡都快吹出来了。
这副组长姓韩，原是厂工会的副主席，是个面相敦厚的老头，被许大茂这出吓了一跳：“哎，同志，你这是干什么？起来说话！”
许大茂被“搀扶”到食堂角落，四下瞄了瞄，才从怀里摸出个用旧手帕层层包裹的小方块，哆嗦着打开，里面是一盘缠得乱七八糟的黑色磁带，还有一个更简陋的、用旧电影胶片盒和电子元件拼凑的“录音机”。
“领导，我……我坦白！我以前糊涂，被易中海和孙副科长他们胁迫，帮着干了坏事……监视林爱国，散布谣言……但我心里一直不安啊！我就留了个心眼，有一次，易中海坐孙副科长司机的车，我偷偷趴车底下，用这个……这个我自己攒的玩意儿，录了一点他们说话……”
韩组长眉头紧皱，接过那盘磁带和简陋的录音设备：“这里面说的什么？”
“说的……说的就是铜件的事！”许大茂压低声音，急切地说，“我听了，里面易中海说‘老侯那边手脚干净点，别留尾巴’，司机说‘孙科长放心，都是按废料处理单走的，查不到’。虽然就几句，但能听出来他们要害林爱国！领导，我这是戴罪立功啊！您可得给我个机会！”
韩组长看着手里粗制滥造的录音设备和那盘磁带，又看看许大茂那张写满“真诚悔过”和“急切投靠”的脸，点点头：“东西我们先收下，会核实。你能主动反映问题，这是好的。先回去，正常工作，不要有什么思想包袱，也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哎！哎！谢谢领导！谢谢组织！”许大茂点头哈腰，这才捡起摔扁的饭盒，一溜烟跑了，背影都透着股“轻松”劲儿。
然而，工作组的调查并非一帆风顺。孙副科长从工业局“汇报工作”回来，带回来一股低气压。很快，工作组内部召开了闭门会议，据说发生了激烈争论。
杨总工在会后，把林爱国叫到了小红楼，脸色比上次更凝重。
“小林，情况有些变化。”杨总工开门见山，“孙某人去局里活动了。局里某位领导打了招呼，说‘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要维护当前稳定团结的大局’，‘不要扩大化’。工作组里……也有人觉得，查到易中海个人作风和这次陷害同事，已经可以结案了，三十年前的旧案，牵扯太广，证据也不完全，建议……搁置。”
林爱国的心沉了下去。
“那……我母亲的事，还有赵锻工……”
“个人的冤屈，在有些人眼里，比不上‘大局’重要。”杨总工叹了口气，眼神里有着深深的疲惫和愤怒，“他们想把案子掐死在易中海这一层，保住上面的人。”
“所以，我母亲就白死了？赵锻工就白死了？那些被他们偷走的、祸害的国家财产，就算了？”林爱国声音很平静，但手指攥得关节发白。
杨总工看着他：“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暂时隐忍。工作组会处理易中海，给你一个交代，你以后在厂里，我和周师傅会尽力护着你，凭你的手艺，慢慢熬，总有出头之日。第二条……”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我把你母亲的事、铁盒的证据，还有我们现在掌握的所有材料，想办法递到更高层级的报纸和内参上去，捅破天！但这条路，风险太大。一旦这么做了，你就彻底站在了厂里，甚至局里某些人的对立面，他们会用尽一切手段打压你，你在轧钢厂，恐怕再也待不下去。甚至……人身安全都可能有问题。”
两条路。一条苟且，一条决裂。
林爱国沉默了很久。窗外，夕阳把天边染成一片血色。
“杨工，如果我选第二条路，您……会不会受牵连？”
杨总工笑了，笑容里有一种看透世事的豁达和决绝：“我？一个黄土埋到脖子的老头子，怕什么？我当年没护住老赵，没能查清旧案，已经是愧对良心。现在，不能再看着你这样的好苗子，被这些脏东西毁了。你要选这条路，我老头子，陪你走一程！”
林爱国鼻子一酸，重重地点了点头：“我选第二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