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岭县艺术团的院子，比赵家班落脚的那些农家院规整，也空旷得多。三层灰楼沉默地矗立着，墙皮斑驳，像一张褪了色的老戏单。练功房里偶尔飘出几声咿呀吊嗓，或是单调重复的钢琴音阶，更多时候，是冷清的寂静。团里的人，无论是老师还是学员，脸上都带着一种相似的、被时光和现实磨出来的倦怠与疏离。
沈遂之被分进了“青年队”，实际上就是团里年龄偏小、或者新招进来还没什么着落的学员集合。练功、学戏、文化课（简单得可怜），日程固定，却缺乏赵家班那种为了一口饭食拼命的狠劲和热气。他依旧是最刻苦的那个，天不亮就起来耗腿吊嗓，把自己逼到极限。但在这里，他的刻苦显得有点格格不入，甚至带着赵家班那种“野路子”的莽撞气，引来一些若有若无的打量和私语。
直到他第一次在合乐排练时开嗓。一段《大西厢》里的高腔，清亮激越，气息绵长，转折处的处理细腻老道，一下子把钢琴伴奏老师都震得停下了手。练功房里瞬间安静，所有目光都聚焦在这个清瘦沉默、穿着一身半旧练功服的少年身上。
艺术团里，毕竟还有些识货的。很快，沈遂之（这里人大多还是叫他本名，或者直接叫“赵班主送来的那个孩子”）就成了团里老师私下议论的焦点。但也仅止于此。九十年代中期的县级艺术团，经费拮据，人心浮动，自身难保，对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好苗子，除了感叹两句“可惜生不逢时”，也拿不出更多资源培养。
就在这片沉闷的灰色里，沈遂之遇到了沈鹤。
沈鹤比他大两岁，是团里另一个“嗓子好”的存在。不同于沈遂之带着戏曲韵味的清亮高亢，沈鹤的嗓子更偏“通俗”，音域宽，声音有种天然的磁性和感染力，模仿起当时流行的港台歌手，惟妙惟肖。他性格也比沈遂之开朗得多，爱说爱笑，是青年队里少数还保留着些许活泼气的。
两人因为一次偶然的合唱排练熟悉起来。团里排一个应景的联唱节目，把几个嗓子不错的年轻人凑在一起。沈遂之的戏曲腔和沈鹤的流行嗓，初听别扭，但两人都是极聪明的，试着调整、配合，竟意外地碰撞出些奇特的和谐。
排练间隙，沈鹤凑过来，眼睛亮晶晶的：“哎，沈遂之，你嗓子真牛！不过老是戏腔戏腔的，你听这个——”他变戏法似的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磁带壳，上面印着模糊的彩照，是当时正火的“四大天王”之一。“港台的，流行歌，味儿不一样！你试试？”
沈遂之接过那破旧的磁带壳，看着上面那张陌生的、英俊张扬的脸。前世李可的耳朵里，灌满了锣鼓胡琴和唱腔，流行歌曲？那是另一个遥远世界模糊的背景噪音。这一世，在戏班和学校的夹缝里，他也隐约听到过街头音像店里震天响的旋律，但从未认真去听，更别说模仿。
他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那天下午排练结束，沈鹤神秘兮兮地把他拉到艺术团后面一个堆放杂物的僻静角落，那里有台不知道哪个年代淘汰下来的、外壳锈迹斑斑的录音机，还有一个小音箱，线头都裸露着。沈鹤熟练地捣鼓了几下，塞进一盒磁带。
一阵略带杂音的、激烈的前奏过后，是富有节奏感的鼓点和电吉他声，然后一个男人用粤语唱了起来，声音激昂又带着沧桑。
沈遂之愣住了。这不是戏曲的旋律，不是二人转的调子。它直接、有力，像拳头砸在心上，又带着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复杂的都市情感。歌词他听不懂（粤语），但那旋律和演唱中的情绪，却穿透语言，直击灵魂。
“怎么样？带劲儿吧？”沈鹤跟着节奏晃动着身体，小声跟着哼，“这叫《红日》！李克勤的！”
沈遂之没说话，只是盯着那嘶哑作响的录音机，仿佛要透过锈蚀的外壳，看清里面旋转的磁带上究竟承载着什么魔法。
从那以后，跟着沈鹤听流行歌，成了沈遂之在艺术团灰色生活里一抹奇异的亮色。沈鹤像个孜孜不倦的推销员，把自己省吃俭用买来的、或是跟人换来的磁带，一股脑分享给他。从“四大天王”到 beyond，从叶倩文到王菲，从铿锵的励志歌到缠绵的情歌。沈遂之像一块干涸了太久的海绵，近乎贪婪地吸收着这些全新的旋律、节奏和演唱方式。
他发现，自己这具被戏曲“塑造”过的嗓子，模仿起流行唱法，竟有一种独特的优势。气息的控制，共鸣的位置，音准的把握，这些戏曲打磨出的基本功，让他学起流行歌来事半功倍。他能轻易模仿出那些歌手标志性的颤音、哭腔、高音处理。有时候，他甚至会不自觉地把一些戏曲的润腔技巧，融合进流行歌的演唱里，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让沈鹤拍案叫绝。
“神了！遂之，你真是吃这碗饭的！唱戏可惜了，现在谁还听戏啊！咱要是能这么唱，保准火！”沈鹤兴奋得眼睛发光。
火？沈遂之没想过。他只是觉得，在模仿这些流行歌的时候，灵魂里那个属于前世李可的、沉重的“戏”的包袱，似乎暂时轻了一些。这是一种新鲜的、带着点叛逆快感的释放。
然而，问题很快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