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站的喧嚣，像一锅煮沸的杂烩汤，瞬间将沈遂之吞没。南腔北调的口音、拖着巨大行李匆忙奔走的人流、车站广播里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还有空气里混杂着的汗味、灰尘味和陌生城市的躁动气息，都与他熟悉的东北小城、乡镇戏台截然不同。他攥紧手里简单的行李卷和那个绣着平安符的小布包，像一滴试图融入海洋却格格不入的油，茫然地随着人潮涌动。
谷建芬老师的工作室，并不在想象中的繁华地段，而是位于西城区一条静谧胡同深处的一座老四合院里。朱漆斑驳的大门，门楣上悬挂的牌子并不显眼。推开厚重的木门，喧嚣便被隔绝在外，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枝桠刚抽出嫩芽，树下放着石桌石凳，安静得能听到屋檐下燕子归巢的啁啾。
迎接他的，是谷老师的助理，一位姓陈的干练女士。她简单介绍了工作室的情况：这里主要是谷老师进行创作、教学和培养年轻歌手的地方，平时人不多，但来往的多是音乐界的知名人士或极具潜力的新人。沈遂之被安排住在后院一间小小的厢房里，屋子旧但整洁，一床一桌一椅，窗明几净。
最初的几天，沈遂之像是误闯入另一个星球的访客，手足无措。工作室里的其他几位年轻学员，有的是音乐学院科班出身，有的已经小有名气，他们谈论着沈遂之听不懂的专业术语，交流着最新的欧美流行音乐动态，弹奏着他从未见过的复杂和弦。他们的眼神礼貌而疏离，带着某种审视。沈遂之那口改不掉的东北腔，他身上那股挥之不去的、属于舞台和江湖的“场”，在这里显得突兀而陈旧。
谷建芬并没有立刻给他安排繁重的课程，只是让他先“感受”。每天早晨，他必须和所有人一起进行系统的声乐基础训练——科学的呼吸、发声位置、共鸣练习，与他过去靠“喊”和“憋”出来的戏曲嗓子完全不同，要求精准而克制。下午，有乐理课、视唱练耳、音乐赏析。那些蝌蚪一样的五线谱，复杂的调性、和声分析，听得他头昏脑涨，远比他自学的皮毛深奥百倍。晚上，他独自在厢房里，对着习题和教材，拼命啃嚼，常常熬到深夜，鼻梁上架起了谷老师助理借给他的旧眼镜。
挫败感如影随形。他引以为傲的戏曲功底，在这里似乎派不上用场，甚至成了需要“纠正”的对象——流行唱法要求更自然、更贴近说话状态的发声，不能有戏曲那种过于程式化的装饰音和共鸣方式。他那些曾经在东北戏台上赢得喝彩的“小改动”，在严格的学院派分析下，显得粗糙且不合规范。
一次声乐课上，老师让他唱一首简单的民歌《茉莉花》试试音色。他习惯性地带上了戏曲的咬字和润腔，自以为处理得细腻。老师却皱起眉头：“停。沈遂之，你在‘演戏’，不是在‘唱歌’。声音太紧，位置不对，情感是套上去的，不真诚。忘掉你舞台上的那些‘范儿’，先学会像普通人一样，用最放松、最自然的状态发声。”
沈遂之僵在钢琴旁，脸上火辣辣的。忘掉“范儿”？那几乎是他用两辈子时间刻进骨头里的东西。台下其他学员虽然没有嘲笑，但那沉默本身，已让他无地自容。
更让他煎熬的是孤独。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叫“小遂子”，没有人认识赵老三，更没有人了解他前世今生的挣扎。他只是谷建芬老师破格收下的一个“有点特别”的野路子学员。他给沈鹤写过信，描述北京的见闻和学习的艰难，沈鹤回信很快，字迹歪扭，兴奋地讲述他和春阳又接了哪个村子的喜活儿，挣了多少钱，字里行间是熟悉的烟火气和简单的快乐。沈遂之读着，心里像被什么扯了一下，又酸又暖。他也给赵老三捎过口信报平安，回话依旧简短：“知道了，好好学。”
真正打破僵局的，是谷建芬老师亲自安排的一次“内部交流”。那天，她让沈遂之在大家面前，完整地唱一段他最拿手的二人转，不拘什么，就唱他最本真的样子。没有钢琴伴奏，没有舞台灯光，就在四合院的槐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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