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五，大同总兵府。
袁崇焕坐在原本属于姜镶的太师椅上，面前摆着三样东西：一把尚方宝剑，一叠厚厚的账册，还有一封密信。
账册是从范家抄出来的，记录了过去五年晋商与边军将领的每一笔交易。铁器、硝石、粮食、布匹……甚至还有军事情报。买主大多是辽东的建虏，卖主是晋商八大家，而“中间人”，就是这些边军将领。
数目触目惊心。光是去年一年，从大同出关的铁器就有五万斤，足够打造一万把刀。而这些铁器，最终变成了砍向明军将士的利器。
密信是皇帝的手谕：“首恶必诛，胁从可宥。边军积弊非一日之寒，当循序渐进，不可激变。”
袁崇焕明白皇帝的意思：要杀，但不能全杀；要改，但不能急改。可这尺度，太难把握了。
“督师，”亲兵队长袁升进来——就是那个被怀疑与晋商往来的远房侄子，如今戴罪立功，协助查案，“王朴总兵来了，在门外求见。”
“让他进来。”
王朴大步走进来，四十多岁，满脸络腮胡，一身甲胄铿锵作响。他进来就单膝跪地：“末将王朴，参见督师！”
“王总兵请起。”袁崇焕示意他坐下，“找本督何事？”
王朴却不坐，而是又跪下了：“督师！末将是来请罪的！末将……末将确实收了范家的银子，一共三万两。但末将可以发誓，从未通敌卖国！那些银子，是用来补发军饷的！去年朝廷欠饷六个月，将士们都快哗变了，末将不得已才……”
“不得已？”袁崇焕打断他，“所以你就纵容范家走私铁器出关？王朴，你知道那些铁器到了建虏手里，会害死多少大明将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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