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为了房子能升值多少。”周老爷子说，“是因为，我不想搬走，不想离开这儿住了六十五年的地方，不想跟这些老街坊分开。拆迁给的钱是多，能买更好的商品房。可那地方，没有李婶给我送咸菜，没有老刘头跟我下棋，没有赵明那些小子叫我‘爷爷’。那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几间空房子，不是家。”
周建国微微动容。
“合作社这个办法，是沈老师带着大家琢磨出来的。一开始，我也不信，觉得瞎折腾。”周老爷子继续说，“可这大半年，我看着他们怎么开会，怎么吵，怎么把每一笔账算清楚，怎么跟开发商谈判，怎么顶着压力把房子一点一点盖起来。我信了。”
“这不是谁哄谁。”老爷子语气坚定起来，“这是我们这些不想离开的老家伙，和一群想干点实事的年轻人，一起趟出来的一条路。路不好走，但有奔头。”
他从屋里拿出一个文件袋，递给儿子：“这是合作社所有的章程、合同、会议记录，还有那次区里律师来普法讲座的笔记，我都留着。你看不懂的，我讲给你听。”
周建国接过沉甸甸的文件袋，没有立刻打开。
“至于产权，”周老爷子说，“律师讲得很清楚。我入股的是股权，以后你可以继承。房子是项目公司的，不能拆了分，但该我的那份收益，少不了。这比把房子卖了，钱分给你们几个，让我一个人去住养老院，或者跟你们去国外当‘老漂’，让我觉得踏实。”
话说得直白，甚至有些尖锐。周建国脸上有些发热。
“爸，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想解释。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周老爷子摆摆手，“你怕我老了糊涂，怕我吃亏，怕以后有麻烦。这份心，我领。但儿子，你也得相信你爸。我这把年纪，见过的人，经过的事，不比你们少。什么是真好，什么是假好，什么是为我着想，什么是另有所图，我心里有杆秤。”
他指着文件袋：“这些东西，就是那杆秤上的准星。你看完了，要是还觉得有问题，咱们再商量。但有一条——”
周老爷子目光炯炯地看着儿子：“别用你在国外学的那套，来量咱们胡同的土办法。有些东西，秤称不出来，钱买不来。比如街坊们端来的一碗热汤，比如孩子们叫的一声‘爷爷’，比如大家一起把破家修好的那股心气儿。”
周建国怔怔地听着，心里翻江倒海。父亲的话，和他预想的完全不同。没有抱怨，没有固执，只有一种经过岁月沉淀的清晰和坚定。
“爸，我……”他一时语塞。
“先看东西，吃饭。”周老爷子站起来，“你李婶知道你要回来，特意送了条鱼过来，说是她儿子钓的，新鲜。晚上，沈老师他们家，想请你过去吃个便饭。”
“请我？”周建国一愣。
“嗯。”周老爷子点头，“不是鸿门宴。就是街坊邻居，见见面，说说话。你也看看，你爸这大半年，是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折腾’。”
晚饭安排在沈家小院。菜很家常，沈秀娟主厨，李婶贡献了咸菜和鱼。除了沈家三兄妹和小苏，周老爷子，还叫了李婶、刘强他爸和王奶奶作陪。
没有刻意准备的说辞，就是一顿普通的家常饭。席间，大家聊着胡同的过去，盖房子的趣事，未来的打算。沈国梁偶尔用平实的语言解释一下合作社的某个制度设计；沈秀娟说着“手艺传承”的设想；沈国栋憨厚地讲着工地上的笑话；李婶热情地给周建国夹菜，说“你爸就爱吃我腌的这个”；刘强他爸说着等搬回去要继续在胡同口支修车摊；王奶奶说起想教孩子们剪纸，眼睛笑得眯成缝。
周建国话不多，大多时候在听，在看。他看着父亲和这些街坊自然地互动，看着他们眼里那种对未来的憧憬和彼此间的熟稔，看着沈墨这位七旬老太太平和但有力的气场。
这顿饭，和他想象中的“谈判”或“说服”，完全不同。
它更像是一次展示，一次浸润。让他看到，父亲口中的“家”和“心气儿”，到底是什么样子。
饭后，沈墨和周老爷子在葡萄架下喝茶。沈秀娟他们收拾碗筷。周建国走过去，对沈墨微微躬身：“沈阿姨，谢谢款待。”
沈墨微笑：“客气了。回来多住几天，好好陪陪你爸，也看看咱们的新胡同。”
周建国点点头，犹豫了一下，说：“沈阿姨，合作社的文件，我爸给我看了。我……需要点时间消化。”
“应该的。”沈墨理解地说，“有任何疑问，随时可以问我们，或者请律师朋友看看。我们欢迎任何基于事实和法律的讨论。”
她顿了顿，补充道：“建国，你父亲是我们胡同的定海神针，也是合作社最坚定的支持者。我们尊重他，也珍惜他。请你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首要目的是让这些像你父亲一样，在这里住了一辈子的老街坊，能有一个更好、更有尊严、也更温暖的晚年。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尽力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权益。”
话说得诚恳，坦荡。
周建国看着眼前这位目光清澈的老人，又看看不远处正和李婶说笑的父亲，心里的某些坚冰，似乎在无声地融化。
夜色中，他忽然觉得，这条他曾经急于离开的、破旧的老胡同，在经历了这场翻天覆地的“折腾”后，正焕发出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蓬勃的生命力。
而这种生命力，或许正是父亲，以及这些街坊们，最想守住的东西。
回到租住的小屋，周老爷子问儿子：“怎么样？这顿饭？”
周建国沉默良久，才轻声说：
“爸，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