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时刻：沈国梁的“官腔”与沈秀娟的“数据”
研讨会进入互动提问环节。
台下举手的人不少。主持人点了前排一位戴眼镜的学者模样的人。
“沈老师您好，我是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您刚才的分享非常生动。”学者推了推眼镜，“但我有一个疑问，居民主导的模式，在小型胡同或许可行，但如果面对的是成片的老旧小区，几百户甚至上千户，这种基于熟人社会的协商机制，还能有效运转吗？会不会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
问题很专业，也很有针对性。不少人都看向沈墨。
沈墨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转向沈国梁，微微点头。
沈国梁会意，拿起面前的话筒。他的官腔自然而妥帖地流淌出来：“这位老师提的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实践中一直在思考的。我是沈国梁，合作社理事，也是沈老师的儿子。”
他先做了身份说明，然后不紧不慢地说：“您提到的‘集体行动困境’，理论上确实存在。但我们的实践表明，关键在于如何构建有效的‘组织载体’和‘激励机制’。”
“在规模较大的社区，完全照搬我们胡同的‘全员大会’可能不现实。但可以借鉴‘分层协商、代表决策’的思路。”沈国梁语气平稳，“比如，可以以楼栋或单元为单位，推选代表组成‘议事会’，议事会再选举产生‘理事会’。重大事项由议事会初议，理事会细化，最后公示征求全体居民意见。这样既保证效率，又兼顾代表性。”
他顿了顿，继续说：“至于激励机制，除了我们探索的‘积分制’，还可以结合社区公共资源分配、荣誉称号赋予、甚至是小额物质奖励等多种方式。核心是让‘合作’和‘贡献’变得可见、可衡量、可回报。这其实和企业管理的kpi原理有相通之处，只不过我们考核的不是业绩，是‘社区共同体’的向心力。”
一番话，既有理论框架，又有实践参照，说得滴水不漏。那位学者听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主持人又点了一位街道干部。
“我想请问沈秀娟女士。”这位干部四十多岁，看起来干练，“您在合作社负责居民动员和矛盾调解。在实际操作中，您遇到最大的阻力是什么？是怎么化解的？有没有那种特别难缠、就是说不通的居民？”
问题直接，甚至有点尖锐。所有人的目光投向沈秀娟。
沈秀娟今天化了淡妆，但此刻脸颊还是微微发红。她拿起话筒，先清了清嗓子——声音有点紧。
“最大的阻力……”她努力让声音平稳，“最开始是‘不信任’。大家被各种拆迁纠纷吓怕了，觉得我们搞合作社是忽悠，最后钱房两空。还有觉得我们沈家想从中捞好处。”
她语气渐渐流畅起来：“化解的办法，就一个字：透。把所有信息摊在阳光下。我们开了多少次会，每次会议记录都贴出来；每一笔钱怎么花，每月明细都公示；连我们自家人为这事吵了架、拍了桌子，都不瞒着。街坊们慢慢发现，我们是真心想干成事，不是为自己谋利。”
“至于特别难沟通的……”沈秀娟苦笑了一下，“有。比如我们胡同有户人家，兄弟俩为了老房子的继承份额，打了十几年官司。合作社成立时，他俩都不同意，觉得会损害自己利益。”
台下不少人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
“我们没有硬来。”沈秀娟说，“先找周老爷子——就是我们胡同最有威望的长辈——去分别谈心，听他们诉苦，理解他们的难处。然后，我大哥——就是沈国梁——利用他懂法律和政策的优势，帮他们分析了各种方案的利弊。最后，我们合作社理事会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暂时搁置继承争议，先以他们父亲的名义入股，等新房盖好、产权清晰后，再按法律程序分割。这期间产生的收益和分红，单独记账。”
她看向台下：“这个方案，兄弟俩接受了。因为他们发现，继续僵持下去，老房子塌了谁都得不到。而先加入合作社，至少能保住资产，还能增值。后来在施工中，弟弟还主动报名参加了青年突击队，现在干得挺起劲。”
故事讲得具体，有细节，有转折。台下很多人听得入神。
“所以我觉得，”沈秀娟总结道，“没有绝对‘说不通’的人，只有没找到‘说得通’的方法和角度。关键是要真诚，要站在对方立场想问题，更要给出实实在在的、能看得见的出路。”
掌声再次响起。沈秀娟放下话筒，手心全是汗，但心里却有种前所未有的畅快。
接着，又有人提问，关于资金监管、关于与开发商谈判的技巧、关于后期物业管理设想。沈国梁和沈秀娟配合默契，一个从宏观制度和法律层面解答，一个从具体操作和人情世故角度补充，回答得有理有据，又接地气。
气氛越来越热烈。原本有些沉闷的研讨会，因为这个小胡同案例的鲜活讲述，变得生动起来。
就在这时，台下后排，一个声音突兀地响起：
“我有个问题。”
声音不高，但透过话筒传出来，带着某种冷硬的质感。
众人循声望去。那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质地考究的深蓝色西装，没打领带，坐在企业代表区靠边的位置。他手里没拿话筒，但面前摆着一个名牌：新城市集团 赵。
沈国梁瞳孔微缩。沈秀娟呼吸一窒。
赵副总。他还是来了。而且选择了在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