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用吉普车在颠簸的土路上行驶了许久，终于驶上了相对平坦的碎石路，继而是一条看起来颇为气派的柏油马路。
窗外的景色从一望无际的黄土坡和零星的低矮农舍，逐渐变成了较为密集的砖瓦房，然后是连绵的厂房和高耸的烟囱，最终，车辆驶过古老的城墙门洞，真正进入了京城地界。
五十年代中期的北京城，古朴与新生交织。朱墙金瓦的皇城宫殿在阳光下沉默矗立，诉说着历史的厚重；而远处脚手架的林立、墙上刷着的大幅标语和宣传画，又洋溢着建设新国家的蓬勃朝气。
街道上，行人穿着大多仍是灰、蓝、黑三色，骑着自行车的人穿梭其中，偶尔有公共汽车和苏联产的轿车驶过，喇叭声清脆。
周姨的脸几乎贴在车窗上，在小村子里待了太久，看着外面的一切，眼中充满了惊奇与些许惶惑。这一切对她而言，太过陌生和繁华，与那个闭塞的小村庄是天壤之别。
陈铮坐得笔直，嘴唇抿得更紧，目光扫过车外喧闹的街景、整齐的部队大院门岗、以及那些穿着体面、步履匆匆的行人，他放在膝盖上的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一种无形的压迫和隔阂。
谢知衡则安静地看着。她的感受更为复杂。眼前的景象于她而言，像是褪了色的历史纪录片活了过来。她能辨认出一些地标性建筑的轮廓，但它们远比记忆中的更加古老和“新”。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尘土和一种人群聚集的特殊气息，与后世的北京截然不同。
一种强烈的疏离感包裹着她。
这里不是她的时代，也不是她的世界。
车子最终驶入一个戒备森严的大院。高墙、哨兵、一栋栋规整的苏式风格楼房，无不显示着居住者的身份非同一般。吉普车在一栋三层小楼前停下。
“到了，以后就住这里。”陈广生率先下车，语气里带着如释重负和骄傲。他终于让妻儿过上了像样的生活。
警卫员帮忙从车后备箱拿出那寥寥无几的行李——几个打着补丁的包袱，里面是周励云和陈铮为数不多的旧衣物，以及谢知衡那身不合身的粗麻衣服，如今看来，与这栋气派的小楼格格不入。
走进小楼，内部宽敞明亮，铺着木质地板，刷着白墙。客厅里摆放着沙发、茶几、收音机，甚至还有一部手摇式电话。厨房里用的是铁皮炉灶，但比农村的土灶先进得多。有独立的卫生间，装着抽水马桶和淋浴喷头，这让周励云看得目瞪口呆。
陈广生简单介绍了一下：“楼上楼下各有几间房，励云，你住主卧。小铮，你挑一间。丫蛋……”
他看了一眼瘦小的女孩，“也给她单独安排一间小的吧。”
周励云连忙点头，眼眶又湿了。她从没想过能住上这样的房子，用上这样的东西。
陈铮沉默地打量着自己的新家，脸上并无喜色，反而有种闯入别人领地的不适。
谢知衡被分到了二楼一个朝北的小房间，房间不大，只放得下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和一张小书桌。
但对她而言，已是前所未有的独立空间。她走到窗边，看着楼下整齐的行道树和偶尔走过的、穿着干净整齐的家属，沉默不语。
生活的剧变由此开始。
周励云迅速适应了“将军夫人”的角色，但她勤劳的本性未改，坚持不用勤务员做所有家务，只是家里突然多了许多需要学习和注意的“规矩”，以及需要打交道的、其他首长的家属们，让她时常感到手足无措和压力。
她努力地想融入这个新的圈子，但口音、习惯、见识上的差异，让她常常显得格格不入，背后难免有些闲言碎语。
陈铮的问题更为突出。他被陈广生强势地送进了大院里的干部子弟学校插班读初一。
学校里的孩子大多自小生活在这个圈子里，彼此熟悉，有着共同的成长环境和话题。他们穿着时髦的列宁装或小军装，嘴里谈论着父母的工作、最新的苏联电影、或者周末去少年宫的活动。
而陈铮，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改的衣服，带着浓重乡土口音的普通话，以及那份与年龄不符的沉郁和戒备，让他立刻成了异类。
他成绩不算差，农村的老师教得有限，但他聪明刻苦，数理基础尤其扎实，但这并不能换来认同。同学们私下里叫他“土包子”、“乡巴佬”，明目张胆地排挤他，模仿他的口音，嘲笑他吃饭时下意识舔碗底的习惯——虽然他只做过一次就被陈广生严厉喝止了。
陈铮骨子里是骄傲的，他不屑于讨好那些人，于是用更冷的沉默和更硬的拳头来回应。
几次冲突后，他虽然没吃亏，但也彻底被孤立了。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放学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或者去大院操场疯狂地跑步、练单杠，发泄着无处安放的愤懑和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