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末秋初的日头，依旧带着不容小觑的威力，将乱石村新开垦的甘蔗坡地晒得暖烘烘的。那些扦插下去的甘蔗节段，大多数已经顽强地抽出新芽，展开嫩绿的叶片，在碎石坡地上连成一片稀疏但充满希望的绿意。赵铁柱、孙大膀等人每日轮流照看，除草、培土，小心翼翼，如同呵护婴孩。
与此同时，村中那间被简单修葺过的旧屋——如今的“制皂坊”，也开始传出规律的捣舂声和淡淡的皂角混合油脂的气息。赵婶和李婶成了坊里的“老师傅”，严格按照林越调整过的配方和流程操作：将过滤澄清的草木灰水（碱液）缓缓加入温热融化的油脂中，沿着同一个方向不停搅拌，直到皂液逐渐变得粘稠、泛出光泽，然后倒入木模，放在阴凉通风处等待皂化成型。她们手法日渐熟练，做出的肥皂块大小均匀，质地紧实，去污效果稳定，再不像起初各家自制的那么软硬不一。
制糖坊那边，虽然离第一次收获还早，但准备工作也在进行。韩老蔫在林越的指点下，改进了那台木制压榨器，增加了更省力的齿轮传动，压榨效率有所提升。又添置了几口专门用来熬糖、带盖的厚壁陶锅，比铁锅更不易产生铁腥味，也方便控制火候。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有条不紊、充满希望的方向发展。然而，最初的热情过后，现实的考验也随之而来。甘蔗田需要持续的人工照料，制皂坊的原料（油脂、草木灰）需要稳定供应，参与作坊劳作的人手，自家地里的活计也不能全然放下。时间、精力、物资的分配，开始出现微妙的紧张。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甘蔗田的青苗，还是皂坊里尚未完全皂化、不能立刻使用的肥皂，都只是“投入”，还看不见实实在在的“产出”。一些最初踊跃参与、但家境本就拮据的村民，心里渐渐打起了鼓：这么干耗着，工分是记下了，可东西啥时候能见着？万一不成，不是白忙活？
这种隐约的焦虑，像一层薄雾，笼罩在作坊参与者的心头，也飘到了旁观者的眼里。王老五自然是敏锐地察觉到了。他按兵不动，甚至偶尔还去甘蔗坡地转悠一圈，说几句“长得不错”之类的场面话，但眼底深处那抹看好戏的意味，却藏也藏不住。
林越深知，合作生产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人心，尤其是在缺乏即时回报的初创期。光靠“未来会好”的许诺，难以持久。他必须尽快让参与者，哪怕是部分参与者，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哪怕这好处最初很小。
转机来自制皂坊。经过近一个月的制作和皂化，第一批成熟的肥皂已经可以安全使用。赵婶和李婶将它们从模具中取出，切割成大小一致的方块，足足装满了三个大竹筐！这些肥皂颜色微黄，质地坚硬，散发着淡淡的、干净的皂角气味。
林越召集了所有参与制皂坊“投资”（提供原料）和“出工”（记录工分）的村民，在老槐树下，进行第一次小规模的“成果展示与分配”。
三筐肥皂摆在木桌上，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实在。林越拿出了记录工分和原料折算的粗糙账本——那是用木炭写在几块连缀起来的桦树皮上的，虽然简陋，但条目清晰，有当事人按下的手印或画的记号。
“乡亲们，制皂坊第一批肥皂，成了！”林越的声音不高，但清晰有力，“咱们按之前议定的章程来。首先，扣除预留的、用于下一批制作的‘本钱’——也就是相当于总产量两成的肥皂，留存在坊里。”
他让人从筐中数出相应数量的肥皂，放到一边，贴上“坊存”的标签。
“剩下的八成，就是这次可以分配的。”林越拿起账本，“分配按两部分算：一部分是‘料钱’，就是各家提供的油脂、草木灰折算的工分；一部分是‘工钱’，就是赵婶、李婶还有帮忙打杂的人记录的出工工分。”
他开始逐一念诵名字和对应的工分数额，然后按照事先算好的、每十个工分兑换一块肥皂的比例，进行分配。赵婶和李婶作为主要劳力，工分最多，各分得五块肥皂。提供油脂较多的几户，也分到了两三块。即使只提供了少量草木灰、折算工分最少的人家，也至少分到了半块。
当一块块微黄坚实的肥皂被交到对应村民手中时，许多人脸上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惊喜。他们摸着手里的肥皂，嗅着那熟悉又令人安心的气味，再看看桌上还剩下的、贴着“坊存”标签的那部分，心中那点疑虑和焦虑，顿时被一种踏实和喜悦取代。
“真分到了！还是这么好、这么匀实的肥皂！”
“比自家瞎做的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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