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越不理他，转向惶惑的村民，提高声音：“乡亲们！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慌，更不能做绝情绝义、可能适得其反的事！陈三炮是咱们乱石村的人，他出了事，咱们不能不管！但管，要有管的法子，不是蛮干！”
他迅速说出自己的方案：“第一，立刻将三炮叔转移到村外那片独立的、废弃的看瓜棚去。那里离村子有段距离，但不算太远，方便送药送饭。棚子比炭窑强，至少能遮风。第二，三炮叔的家人，凡是有过密切接触的，立刻全部居家隔离，不得外出，饮食由村里安排人送去，放在门口，他们自取。第三，立刻派人去镇上，尽可能请郎中，同时把咱们采的草药带上，我写个方子（根据症状推测的清热解毒方），看郎中能不能用上或调整。第四，所有接触过三炮叔家、或者这几天去过邻村的人，自己留意身体状况，有不适立刻报告！”
这个方案，既坚持了隔离原则，又体现了基本的人文关怀，将隔离范围限定在最小必要程度（病人单独远距离隔离，密接者居家隔离），并试图寻求医疗帮助，比王老五“一赶了之”的粗暴方案显得理性而周密得多。
“可……谁去送饭送药？谁去看护？那病过人！”有人颤声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林越深吸一口气，目光扫过赵铁柱、孙大膀等人，然后朗声道：“我去！我是外乡人，在村里无亲无故，若真有风险，我承担。需要送药送饭、传递消息，我来。但需要咱们村的乡亲支持——帮忙熬药、准备干净的饮食、烧好开水。咱们不能看着自己人倒下不管，但也要用最稳妥的法子管！”
他这话一出，众人都愣住了。连王老五也瞪大了眼睛，没想到林越会主动揽下这最危险、最不讨好的差事。赵铁柱和孙大膀几乎同时站出来：“林小哥，我跟你一起去！”“算我一个！”
三叔公颤巍巍地拄着拐杖赶来，听到林越的话，老眼湿润，他用力顿了顿拐杖，嘶声道：“都听见了吗？林小哥一个外乡人，为了咱们村，能做到这个份上！咱们自己人呢？就知道怕，就知道撵人？还有点人味儿没有？就按林小哥说的办！铁柱，大膀，你们帮着林小哥，需要什么，从村里公产里支！其他人家，按林小哥说的，该居家隔离的隔离，该留意身体的留意！谁再敢说把三炮一家赶出去，先问问我老头子答不答应！”
老人的话掷地有声，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和深深的情感力量。许多原本被恐惧支配、倾向于王老五方案的村民，羞愧地低下了头。是啊，林越一个外人尚且不怕，他们这些本村人，怎么能先想着抛弃乡亲？
王老五脸色铁青，他知道，这一次，他又输了，而且输得更惨。林越不仅提出了更合理的方案，更是用自身的行动，将“隔离防疫”与“守望相助”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赢得了绝大多数村民的敬佩和信任。
方案迅速执行。陈三炮被用门板抬到了废弃的看瓜棚，林越带着赵铁柱和孙大膀，开始进行简单的消毒和布置（洒石灰，通风，准备单独的被褥炊具）。陈三炮的家人被要求全部留在家中，门窗紧闭，每日所需由村里统一安排，放在院门外。去镇上请郎中和抓药的人也派了出去。其他村民按照要求，更加严格地执行之前的防疫措施，烧水、洗手、清理卫生，空气中弥漫着石灰和草药的味道，气氛紧张但有序。
林越住进了看瓜棚旁边临时搭起的一个更简陋的窝棚里，负责每日给陈三炮送药送饭，观察病情，并充当与村里的联络人。他严格遵循着基本的防护：接触前后用肥皂和烧开的水反复洗手，用布蒙住口鼻，尽量不与陈三炮直接面对面，保持通风。
日子在焦灼中一天天过去。陈三炮的病情时有反复，高烧不退，咳嗽加剧，红斑蔓延，情况不容乐观。派去镇上的人带回的消息也不妙：郎中要么不敢来疫区，要么出诊费高得吓人；治疗类似病症的药材价格飞涨且紧缺。带去的草药方子，郎中看了只说了句“聊胜于无”。
坏消息接踵而至：枣树沟的疫情进一步恶化，死亡人数增加；邻近另一个村子也出现了病例。恐慌像瘟疫本身一样，在四里八乡蔓延。
乱石村内，虽然隔离措施暂时挡住了疫情扩散，但陈三炮病重的消息和外部不断传来的噩耗，像两块巨石压在每个人心头。质疑和不安的情绪，如同地下暗流，又开始悄悄涌动。有人在私下嘀咕：“林小哥的法子，好像也没能治好三炮啊……”“隔离了又怎样，人眼看就不行了……”
林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既要尽力照顾病人，观察病情变化，调整草药配伍（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又要通过赵铁柱等人，不断安抚村民情绪，强调坚持防疫措施的重要性，防止恐慌再次引发过激行为。
他知道，真正的难关，或许不是病魔，而是时间消磨下逐渐脆弱的人心，以及在看不到明显希望时，对既定策略的怀疑与动摇。他必须尽快让陈三炮的病情出现转机，或者找到其他能提振信心、证明防疫措施有效的事实，否则，这道用理智和人情勉强构筑起来的防线，随时可能从内部崩解。而王老五那双隐藏在阴影里的眼睛，恐怕正等着那一刻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