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永历监国朱常沅于赣南、湘南高歌猛进，稳固政权，励精图治之际，从遥远的西南腹地——云贵高原，却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这消息关乎一支强大的、本可引为奥援，却也可能瞬间成为心腹大患的力量——占据四川大部、云南北部，由张献忠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统领的大西军余部。
起初，在永历政权草创、困守广西之时，朱常沅曾试图通过沐天波的关系与相对开明、更具民族气节的李定国建立联系，以期东西呼应，共抗清虏。然而，随着永历政权日益壮大，尤其是朱常沅晋位监国后，大西军内部原本就存在的裂痕，非但没有因外部压力而弥合，反而因权力和路线的分歧而急剧扩大，暗流汹涌最终演变成了公开的波涛。
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孙可望与李定国二人身上。
孙可望，作为张献忠的义长子，在大西军余部中资历最深，势力也最大。他为人雄才阴鸷，权力欲极强。永历政权的崛起，尤其是朱常沅“监国”名分的确定，极大地刺激了他。他不再满足于割据一方，而是野心勃勃地想要效仿张献忠，甚至更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天下之主”。他对永历朝廷表面敷衍，内心却极为蔑视，认为朱家气数已尽，天下当由“有德者”居之，而他自己，便是这个“有德者”。他渴望获得“秦王”封号，并迫使永历朝廷承认其事实上的独立地位，甚至怀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企图。
李定国，则与孙可望截然不同。他虽出身流寇，但深明大义，对明朝正统尚存敬意，抗清意志最为坚定。他亲眼目睹清军暴行，深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倾向于与永历政权真诚合作，联合抗清。他对孙可望的跋扈和僭越野心日益不满，认为内耗只会让清虏得利。李定国在军中威望甚高，且战功卓着，自然成为孙可望猜忌和打压的主要对象。
永历监国朱常沅设在昆明的靖安司秘站，以及通过沐天波旧部获取的情报，如同雪片般传回桂林行在。情报显示，孙可望在昆明大兴土木（因为主角与尼堪大战，抽调了兵力，导致云南大部被大西军占领），建造宫殿，仪仗规制多有僭越，并不断逼迫留守云南的沐天波等明室旧臣向其表态效忠。更严重的是，孙可望屡次以“联合出兵”为名，要求李定国、刘文秀等部听从其调遣，意图吞并其兵力，甚至有意将李定国调离其经营多年的滇北根据地。
“监国，最新密报。”沐涵（监国妃）将一份加密文书呈给朱常沅，眉宇间带着忧色，“孙可望以商讨抗清方略为名，召李定国至昆明议事。李定国行至中途，察觉有伏兵迹象，疑是孙可望欲加害于他，已愤然率部返回滇西。双方兵马在沅江一带对峙，几近火并。”
朱常沅放下文书，长身而起，走到西南舆图前，沉默良久。这无疑是个坏消息，大西军内讧，必将严重削弱抗清力量，且孙可望若真的一家独大，以其野心，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近在咫尺的永历政权。
“孙可望，豺狼之性，终难驯服。”朱常沅的声音带着冷意，“李定国，倒是位豪杰，可惜……陷于此等内斗之中。”
“监国，我们该如何应对？”李元胤（镇粤公）问道，“是坐观其变，还是……”
“坐观其变？”朱常沅摇了摇头，“孙可望若火并了李定国，整合了川滇之众，下一个便要挟势东向，逼我封王，甚至觊觎神器。若李定国胜出，亦必元气大伤，难抗清虏。此二人相争，无论孰胜孰败，于我皆非福音，只会让北面的洪承畴坐收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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