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监国朱常沅饮马长江，一统南国，声望如日中天。武昌城外，千帆竞发，军容鼎盛，俨然有中兴气象。然而，正如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巨大的军事胜利和地盘的急剧扩张，在带来空前自信的同时，也如同一剂催发剂，诱发了永历政权内部潜藏已久的各种矛盾。权力的盛宴之上，觥筹交错之间，暗流开始汹涌。
首当其冲的，便是“ 定都之争 ”。 随着疆域的稳固，朝廷不可能长期滞留于桂林、武昌这等临时的行在。选择何处为都城，不仅关乎行政效率，更蕴含着巨大的政治象征意义和利益分配。
以李元胤、焦琏等为首的湖广-两广军事集团，凭借赫赫战功，势力最为雄厚。他们强烈主张定都武昌。理由冠冕堂皇：武昌乃九省通衢，地处天下之中，控扼长江，北上可图中原，东下可制江淮，是真正的帝王之基，彰显北伐决心。然而，私底下，此举亦能确保他们这些起家于西南的功臣勋贵，继续牢牢掌控朝廷中枢。
而以部分原明朝南下旧臣及江浙、江西籍文官为代表的一派，则属意南京（应天府）。他们强调南京是太祖钦定的都城，是大明正统的象征，政治意义无与伦比。且江南财赋充盈，文化昌盛，定都于此有利于吸引天下士子，收取民心，稳固根本。这背后，自然也隐藏着江南士绅集团意图重返政治舞台中心的诉求。
还有一派较为弱小的声音，建议暂都长沙或桂林，认为此地乃中兴根基，较为稳固安全，可待中原恢复后再迁都北上。
朝堂之上，各方引经据典，争论不休，互不相让。原本用于商讨北伐大计的朝会，常常变成了地域与派系之争的战场，令朱常沅不胜其烦。
其次，是 新贵与旧臣 的矛盾。 李元胤、焦琏、周湛等将领，起于行伍，凭借战功骤登高位，手握重兵。他们的行事作风往往直接而强硬，与那些讲究礼仪程序、惯于案牍工作的前明旧臣格格不入。旧臣们暗地里讥讽新贵为“跋扈武夫”、“不知礼数”，而新贵们则鄙夷旧臣“空谈误国”、“百无一用”。双方在权力分配、资源调拨、甚至日常礼仪上，都摩擦不断。
更深的隐患，则来自于 军队系统的内部 。 随着地盘扩大，各路大军分镇四方，逐渐有了“山头”的苗头。李元胤的湖广系、焦琏的两广系、以及新归附的江西、湘西等地的将领，彼此之间在军功、粮饷、装备分配上，开始产生龃龉。虽然目前有朱常沅的威望和李元胤的居中协调，尚能维持表面和谐，但裂痕已然悄悄滋生。
这一日，一场激烈的冲突终于在朝会上爆发。
起因是户部奏请核定明年各地钱粮额度及军费开支。一位江西籍的侍郎，在分配军饷时，明显倾向于照顾江西本地的守军，而对李元胤麾下主力部队的请饷多有掣肘，言语间还暗指前线将领虚报兵额，浪费国帑。
李元胤闻言勃然大怒，出列厉声道：“放肆！前线将士浴血拼杀，光复河山，每一文粮饷都是用命换来的！尔等安居后方，只知拨弄算盘，岂知沙场艰辛？再敢克扣军饷，乱我军心，休怪本帅的剑不认人！”声若洪钟，杀气凛然。
那侍郎吓得面色惨白，但仍强自争辩：“国公爷息怒！下官……下官亦是秉公办理！如今疆土日广，用度浩繁，若不精打细算，国库如何支撑？岂能一味由着军中索取？”
“好一个秉公办理！”焦琏也忍不住出声支援李元胤，“我看你是心存偏私！若觉我等浪费，何不亲赴前线，看看将士们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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