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五年的初夏，武昌城浸润在潮湿闷热的水汽中。长江裹挟着泥沙滚滚东去，江面上帆樯如林，码头上力夫吭哧着装卸货物，街市间人声鼎沸。这座被战火反复蹂躏后又迅速崛起的古城，正焕发出一种畸形的繁荣。然而，坐镇城中心原楚王府改建的行宫之内的永历监国朱常沅，心中却无半分暖意，反而笼罩着一层比天气更令人窒息的阴霾。
他屏退了左右，独自立于王府最高处的“望江阁”上。阁高风急，吹动他的便袍猎猎作响。脚下是鳞次栉比的屋宇，更远处是蜿蜒如带的城墙和浩荡东流的大江。这半壁江山，是他率领将士们浴血奋战，从尸山血海中一寸寸夺回来的。自衡阳城下击溃洪承畴主力，底定江南以来，不过一年有余，残破的山河竟能恢复如此生机，本是值得欣慰之事。
但朱常沅的眉头却锁得更紧。他的目光越过眼前的繁华，仿佛能穿透重重宫墙，看到那些看似井然有序的衙门深处，正在滋生、蔓延的痼疾。案头那堆积如山的奏疏，十之八九并非他日夜期盼的北伐捷报或前线军情，而是各部院之间令人心力交瘁的推诿文书、钱粮调拨中漏洞百出的糊涂账册、以及各地官员呈送上来的辞藻华丽却空洞无物、专事谄媚的贺表与祥瑞奏章。每一份这样的文书，都像一块冰冷的巨石，压在他的心头。
“监国，”户部尚书吕大器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打断了他的沉思。这位老臣须发已白，此刻更是面色蜡黄，“湖广今岁夏税，至今征收不足五成，各府县皆以‘战乱初平，民生凋敝，流徙未归’为由，或请求缮免，或要求缓征。照此下去，莫说支撑北伐，便是维系朝廷日常用度，以及各地官俸兵饷，恐也难以为继啊。”吕大器是追随他从广西过来的老臣，为人清正，但显然已被这纷乱如麻的财政困局搅得焦头烂额。
朱常沅未置一词，只是将目光投向兵部尚书万元吉。万元吉会意，立刻上前一步，语气急促：“监国，兵部亦是有苦难言。原定本月拨付赣南前线的新制腰刀三千柄、弓弩千张，并配套箭矢十万支，工部那边却一再以‘湘南铁矿品相不佳，工匠不足，阴雨影响工期’等诸多缘由拖延，至今尚未交付齐全。前线将士翘首以盼，若军械不继，岂不寒了军心，贻误战机？”
工部尚书周堪赓脸上有些挂不住，出列辩解道：“监国明鉴，非是工部懈怠。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各地矿场恢复缓慢，熟练匠人流失严重，且所需木材、煤炭等物料转运亦多周折。加之……加之各衙门调用工匠、征用物料之公文重叠往复，程序繁琐，往往一纸批文辗转数日，下官亦是竭尽全力……”
“监国，”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永茂的声音带着几分无奈，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锋芒，“湖广道御史有本奏劾，弹劾长沙知府刘承胤，自到任以来，多以‘抚慰地方、联络士绅’为名，终日宴饮诗会，积压刑名讼案百余件，民间已有‘讼庭生草’之讥。且其任用私人，府衙之内，颇多尸位素餐之辈。”
一个个问题，像接连不断的浪头，拍击着朱常沅的神经。他沉默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紫檀木御案的龙纹上反复摩挲，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这些问题，并非突发，而是日积月累的沉疴。随着疆域在军事胜利下的急剧膨胀，原本相对精简的永历小朝廷，如同一个虚弱的身体被强行灌入了过多的营养，迅速变得臃肿不堪。
大量前明旧吏、各地降官、乃至因战乱失所、前来“投效”的士人，如同百川归海般涌入武昌。六部、寺监、科道，各级衙门人满为患。许多机构的设置，沿袭明末弊政，叠床架屋，职责不清。更多的人，则是凭借资历、乡谊、同年关系，或者某种难以言说的“从龙之功”（可能只是在某个关键时刻递上了一封效忠书），便轻而易举地占据着位置，领着朝廷并不丰厚的俸禄。他们每日里或许也点卯应差，但于实事并无裨益，反而在相互攀比、结党营私、推诿扯皮中，消耗着这个新生政权宝贵的元气，迟滞着北伐大业的步伐。
“冗官……吏治……”朱常沅在心中默念着这几个字，感到一阵远比面对洪承畴十万大军时更深的无力与愤怒。这不同于沙场上明刀明枪的敌人，那是一张无形无质、却无处不在、黏稠窒息的蛛网，正悄无声息地缠绕住这个政权的手脚，吸取其活力。北伐数十万大军，每日人吃马嚼，粮饷军械如同流水般花费，江南初定，民生困苦，税源有限，岂能再养活着这么一大群碌碌无为、甚至坏事有余的闲散冗员？
是夜，行宫深处，烛影摇红。朱常沅卸下朝会的疲惫，与监国妃沐涵对坐弈棋，实则心绪不宁。沐涵执白子，落子轻缓，观其神色，便知夫君心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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