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山桥的硝烟尚未散尽，徐州城内外已是一片繁忙景象。永历军将士们来不及庆祝胜利，便投入到更为紧迫的工作中——巩固城防，安抚地方，将军事上的胜利转化为持久统治的根基。
朱常沅深知，攻克徐州、击退巴山，仅仅是战略上的第一步。若不能有效治理这片新收复的土地，赢得民心，建立稳固的后方，那么军事上的胜利将是昙花一现，北伐大军终将成为无根之木，无水之萍。
他在临时设于原清漕运总督衙门的行宫内，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旨在稳定秩序、收揽人心的诏令：
一、肃清残敌，恢复秩序。
命令李元胤派兵肃清徐州周边地区的清军残部和土匪溃兵，确保道路畅通，商旅安全。
设立“安抚使”，由沐涵推荐得力文官担任，负责接收各州县政权，审理积案，平反冤狱，迅速恢复行政运转。
严明军纪，颁布《入城十诫》，严禁官兵扰民，违令者斩。并派出军法队日夜巡逻，有效遏制了胜利之初难以避免的劫掠现象。
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宣布免除徐州及新复州县当年乃至明年的全部钱粮田赋，这一举措极大地减轻了饱受战乱和清廷苛政之苦的百姓负担，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
开仓放粮，赈济因战火流离失所的难民和城中贫民。
由户部尚书严起恒亲自坐镇，清点接收清军遗留的府库粮秣，统一调配，优先保障军需和民生。
三、招抚流亡，恢复生产。
鼓励逃亡在外的百姓返乡，官府贷给种子、农具、耕牛，帮助其恢复生产。
利用徐州漕运枢纽的地位，逐步恢复与江南的商贸往来，平抑物价，活跃经济。
兴修水利，疏浚因战乱淤塞的河道，为来年春耕做准备。
四、争取士绅，广纳贤才。
朱常沅亲自接见徐州及周边地区的士绅代表，肯定他们身处虏区仍心怀故国，对其加以抚慰，并量才录用其中贤能者进入地方官府。
开科取士，选拔本地人才，给予出身，迅速填补了政权真空。
对投降的清方官员，只要没有恶迹，愿意效忠，也给予出路，有效稳定了官僚队伍。
这些措施的实施，如同春风化雨，迅速抚平了战争的创伤。徐州城的街市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四乡的农田里也出现了劳作的身影。百姓们从最初的恐惧、观望，转变为对“永历王师”的真心拥戴。许多原本对明廷失望的士人，也重新燃起了希望。
与此同时，军事上的部署也未松懈。李元胤坐镇徐州，整军经武，将部队轮番休整，补充兵员装备，并派出多股部队，向山东南部的峄县、河南东部的永城等地进行战术侦察和武装渗透，与当地的抗清义军取得联系，不断扩大永历政权的影响力。
沐涵统领的靖安司则加紧活动，一方面严密监控北面清军（特别是退守兖州的巴山残部以及河南的多铎部）的动向，另一方面，积极向山东、河南等地派遣细作，联络志士，散布永历新政的讯息，为下一步的战略行动做准备。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到了永历八年的七月，以徐州为中心的淮北根据地已初具规模。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前线战场，而成了一个拥有初步行政体系、得到民众支持、能够为北伐大军提供持续补给的战略基地。永历政权的统治，第一次在长江以北的广阔土地上扎下了根。
这一日，朱常沅与李元胤、沐涵登临徐州城最高的快哉亭，眺望北方。脚下是逐渐恢复生机的古城，远方是广袤无垠、亟待光复的中原大地。
“元胤，涵儿，你看这淮北大地，民心可用，根基已立。”朱常沅语气中带着欣慰，也带着更深的期许，“然，北上之路，依然漫长。虏廷遭此重挫，绝不会善罢甘休。下一步，是继续东进山东，威胁京畿？还是西图中原，连络陕甘义师？需早作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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