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一年的早春，寒意尚未完全褪去，一场政治上的剧烈地震波，已由云南昆明迅速传导至毗邻的贵州全境。孙可望在昆明败逃、李定国迅即掌控云南的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通过商旅、溃兵、驿道等多种渠道，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间急速蔓延，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震荡和深刻分化。
贵州，这片山高林密、民族杂居之地，是孙可望经营多年的重要根据地，是其连接云南大本营与川东、湖广前线的战略通道，境内遍布其委任的文武官员、屯驻的重兵集团以及与地方土司结成的利益网络。孙可望的突然倒台，使得贵州瞬间从稳固的后方变成了前途未卜、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
贵州省会贵阳府，原孙可望所设的“提督贵州总兵官府”（孙可望自封秦王后，其贵州代理人亦僭越称制）内，气氛空前紧张压抑。昔日象征着孙可望权威的秦王旗号已被仓促撤下，取而代之的是大明旗帜，但府内人员个个面色惶惶，如临大敌。
大堂之上，一场决定贵州命运的秘密会议正在激烈进行。与会者主要是孙可望留在贵州的核心班底：提督贵州总兵官 张祺（孙可望心腹，掌握贵阳附近最精锐的兵马）、贵州巡抚 冷孟銋（文官，孙可望所委任）、以及几位掌控要隘的副将、参将。此外，几位势力较大的当地土司代表也应邀在座，他们态度暧昧，静观其变。
张祺面色铁青，拍案而起，声如洪钟：“诸位！秦王（仍沿用旧称）虽暂受小人陷害，撤离昆明，然其在川东、湖广仍有雄兵数万！我等深受秦王厚恩，岂可因一时挫折便生二心？当紧闭城门，整军备武，以待秦王号令，卷土重来！李定国悖逆犯上，以下克上，其行径与贼何异？我等世受国恩（指孙可望的“秦恩”），岂能屈膝事贼？”
他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孙可望铁杆旧部的想法，他们与孙可望利益捆绑极深，担心李定国上台后会清算旧账，故而主张拥孙抗李，至少是据守贵州，观望风向。
巡抚冷孟銋却持不同意见，他捻着胡须，语气沉稳中带着忧虑：“张将军忠勇可嘉，然……形势比人强啊。李晋王（已开始用新尊号）已控昆明，沐黔公倾力支持，云南全境传檄而定，大势已去矣！且闻李晋王已传檄四方，言明‘清君侧、安社稷’之本意，并非针对我等下属。我等若执意对抗，岂非以卵击石？且贵州贫瘠，粮饷多赖云南接济，若通路断绝，军中无粮，何以固守？届时，不仅将士寒心，百姓亦将遭涂炭之苦啊！”
冷孟銋代表了文官系统和部分较为现实的将领的考量，他们更看重实际利益和身家性命，倾向于审时度势，归附新主。
“冷抚台此言差矣！”一位姓王的副将反驳道，“李定国能叛秦王，安知他日不会叛朝廷？如此反复无常之人，岂可轻信？我等手握重兵，据有贵州天险，即便云南断绝接济，亦可向湖广孙王爷旧部（指投清的孙部将领）或……另寻出路（暗示降清），何必仰人鼻息？”
“王将军慎言！”冷孟銋脸色一变，“‘另寻出路’四字，可是诛心之论！我等皆是大明之臣，岂可生出此等念头？眼下当以保住贵州疆土、百姓为重！”
会议陷入僵局，争吵不休。而真正能左右局面的，是那些沉默的土司代表和手中握有实权的中层将领。他们内心同样充满矛盾：既担心李定国的清算，又不愿为孙可望殉葬；既想保住现有权位，又对前途感到迷茫。
就在这时，数匹快马几乎同时抵达贵阳，带来了更确切也更具冲击力的消息：
一是李定国以“晋王、总统云贵军务”名义发布的安民告示和谕贵州文武官员书。告示中，李定国痛陈孙可望僭越不臣之罪，申明自己起兵乃为“扶保大明，清除奸佞”，强调“胁从不问，立功受赏”的原则，呼吁贵州文武“弃暗投明，共扶社稷”，并承诺“一切官弁，各安其位，俟有功绩，不次擢用”。这封信，如同定心丸，也像招降书，在贵州官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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