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九年（永历十六年）的深秋，北京城西的贡院，迎来了迁都后的第三次会试大比。相较于顺治三年的草创、六年的纷乱，今科会试气象已大不相同。贡院门口，高悬“为国求贤”的金字匾额，门前车马络绎，各省士子云集，虽大多身着半旧襕衫，面有风霜之色，然眼神中无不透着对功名的热切与期待。这其中，尤以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 乃至新近底定的湖广北部、四川 等地的举子为多。江南士子虽仍有，但已不似前两科那般引人注目，更无当年“夷夏之辨”的激愤之气。
这一变化，自然落入端坐在紫禁城金銮殿内的年轻天子眼中。顺治皇帝仔细翻阅着礼部呈上的今科会试举人籍贯名录，目光在那一个个熟悉的地名上流连：顺天、保定、济南、开封、太原、西安、成都……甚至奉天（沈阳）亦有数人。他的嘴角不易察觉地微微上扬。
“范文程，”年轻的皇帝将名录轻轻搁在御案上，望向侍立一旁的内三院大学士，“今科北地、西陲士子应试者甚众，湖广、四川亦有不少，此是何兆？”
范文程须发已白，精神却仍矍铄，闻言躬身答道：“皇上圣明。此乃天下大势渐定，文教复兴，士心归附之明证。北地久沐王化，人心思定；湖广、四川 新附之地，士子亦知天命有归，愿为朝廷效力。科举一途，乃收拾人心，牢笼英才之要道。士为四民之首，得士心，则百姓安，天下定。”
洪承畴亦补充道：“范中堂所言极是。前明科举，重南卷 而轻北卷、中卷，南人得第者十之七八，北人、西人常有遗珠之憾，心怀怨望。我朝开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新旧，唯才是举。此科北地、西陲、湖广士子踊跃，正见皇上至公至明，天下英才，皆愿入吾彀中矣。”
顺治颔首，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然则，仅以科举取士，恐不足以尽收天下士人之心。前明遗老，心怀故国者，恐亦不少。”
“皇上虑及深远。”范文程从容应对，“故需恩威并施，刚柔相济。科举取士，授以官爵，是柔的一手。然则，对冥顽不化、诋毁朝廷、暗通南逆者，亦需以刚 制之。近来顺天等地科场案、奏销案，惩治不法，澄清吏治，亦是向天下士人昭示：朝廷爵禄庆赏，皆出于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此，方能使士人知所趋避。”
顺治若有所思。他亲政以来，一方面开科取士，增加录取名额，尤其注意平衡南北，给予北卷、中卷（包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士子更多机会，以争取广大北方及新附地区精英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屡兴大狱，如以后顺治十四年的北闱科场案、江北奏销案，借机严厉打击心怀异志、结党抗命的江南旧族，树立朝廷权威。这一拉一打，正是驾驭汉族士大夫的帝王心术。
“今科主考、同考，可已拟定？”顺治问。
“回皇上，已拟定。主考官为兵部尚书、大学士 成克巩（北直隶大名人），同考官有秘书院学士 麻勒吉（满洲）、国子监祭酒 薛所蕴（河南人）、翰林院侍读 法若真（山东人）等，皆老成持重，熟知经义，且多为北人，或熟知西、南新附之地情者。” 礼部尚书王崇简 奏道。这番人事安排，显然也考虑了地域平衡与政治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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