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关于开源节流的旨意，如同在沉寂的官场投下了一块巨石。光禄寺的采办账簿被户部官员带着算盘连夜查封；宗人府里，往日里养尊处优的宗室们开始惶惶不安，议论着那“按亲疏、贡献重新厘定”的禄米章程；通往各地的驿道上，飞扬跋扈的驿卒似乎也收敛了几分，生怕撞上锦衣卫和都察院联合派出的稽查御史。
紫禁城内的用度率先削减，崇祯以身作则，膳食减了花样，宫中用度能省则省。这股风气，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外朝。一些嗅觉敏锐的官员开始上疏，主动请求削减本部门的冗余开支，以示与陛下同心同德。朝堂之上，一股久违的、力求振作的风气正在缓慢形成。
然而，改革的阻力也如影随形。核查东南赋税积欠和漕运贪腐的锦衣卫与御史，很快便遇到了地方豪绅和胥吏结成的关系网顽强抵抗。阳奉阴违、推诿搪塞、甚至暗中威胁，种种手段层出不穷。进展远比预想的要缓慢和艰难。
崇祯对此心知肚明，他并未指望一蹴而就。他需要的，是持续不断地施加压力，是树立几个典型，是让所有人都看到皇帝改革的决心。他将骆养性报上来的几个证据确凿、影响恶劣的地方贪官案例，直接朱批“斩立决，家产充公”，并明发邸报，传示天下。血淋淋的人头，暂时震慑住了蠢蠢欲动的暗流。
就在他全力应对内部积弊，并为袁崇焕那“五年复辽”的计划踌躇难决之时，来自陕西和中原的烽火，再次以燎原之势，灼痛了他的神经。
洪承畴的奏报一次比一次沉重。王嘉胤虽在官军围剿下遭受重创，但其部分溃散，与各地蜂起的小股流寇合流，呈现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态势。更让他忧心的是，那个名叫李自成的“闯将”，在商洛山中不仅未被剿灭，反而利用官军主力被王嘉胤吸引的机会，悄然壮大，隐隐有自成一股势力的迹象。而活跃于豫楚边界的张献忠，更是狡黠如狐，行踪飘忽，攻城掠寨，手段愈发狠辣。
奏报中还附带了地方官员抄送的一些被俘或投降流寇的口供片段。那些来自底层军户、破产农民、失业驿卒的叙述，字字血泪：拖欠军饷数月乃至数年，家中老小饿殍遍野；田赋徭役沉重，胥吏如虎，辛苦一年颗粒无存；驿站裁撤，赖以活命的差事没了，除了抡起刀枪，别无生路……
这些来自帝国最底层的声音，比任何慷慨激昂的朝议都更具冲击力。崇祯看着那些粗糙纸张上歪歪扭扭的字迹，仿佛能听到那些绝望的呐喊。他们不是天生的反贼，是被这腐朽的体制，被这天灾人祸，一步步逼上了绝路。
“陛下，”王承恩见他神色凝重，低声劝慰，“流寇癣疥之疾，只要洪巡抚剿抚得法，假以时日，必能平定。”
“癣疥之疾？”崇祯苦笑一声，指着那些口供，“王大伴，你听听，这是癣疥之疾吗？这是民怨！是官逼民反！若不能让他们有饭吃，有活路，今天杀了一个王嘉胤，明天就会冒出张嘉胤、李自成！剿得过来吗？”
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烦闷。他知道，光靠军事围剿，只是治标不治本。必须尽快让红薯土豆这类高产作物推广开来，给底层百姓一丝活下去的希望。可钱粮的掣肘，推广的艰难，又让他举步维艰。
就在这时，一份来自河南的紧急军报，彻底打乱了他的思绪。
奏报称，一股流寇突袭了洛阳附近的一处皇庄！虽未攻破庄堡，但庄外即将成熟的麦田被焚毁大半，负责看守庄子的几名小太监和庄丁伤亡，储存的部分红薯种苗被劫掠或毁坏！
消息传来，崇祯勃然大怒，猛地一拍御案！“岂有此理！竟敢动朕的种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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