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 二月十五 西安行宫
代王府的钟声余波未平，朝堂之上暗流涌动。弹劾孙传庭“跋扈”、阁臣“逢迎上意”的奏疏虽被崇祯留中不发，但那种无形的压力已然弥漫开来。几位辈分较高的藩王联合上了一份措辞哀恳的奏疏，名为《乞念亲亲之谊疏》，通篇不提代王罪行，只反复强调太祖封建诸王以屏藩帝室的初衷，恳求皇帝“体恤天潢胄裔”，勿使“亲者痛而仇者快”。
崇祯看着这份绵里藏针的奏疏，只是冷笑。他知道，这是宗室集团在试探他的底线，在用“祖宗家法”和“骨肉亲情”对他进行道德绑架。
“亲者？”崇祯对侍立一旁的王承恩淡淡道，“若他们真当自己是朱家子孙，就该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今流寇肆虐，建奴虎视，他们可曾拿出半分‘亲亲之谊’，为朕，为这江山社稷分忧？除了趴在百姓身上吸血，就是忙着转移财产，串联自保！”
他语气中的冰冷让王承恩心头一颤。
“皇爷，那这份奏疏……”
“不必理会。”崇祯摆手，“让骆养性把代王府抄没的财物清单，择其大略，明发出去！让天下人都看看，他们的代王叔，在国难之际，过着怎样纸醉金迷的日子！”
他要将舆论战进行到底，用代王的奢靡和罪证，反制宗室集团的“亲情牌”。
与此同时，来自南方战局的急报，转移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二月十八 湖广 襄阳前线
樊城在李自成大军日夜不停的猛攻下，仅仅支撑了十天便宣告陷落。守将战死，部分守军投降。拿下樊城后，李自成并未给左良玉任何喘息之机，大军立即渡过汉水，将襄阳围得水泄不通。
这一次，李自成不再仅仅依靠人海战术。他采纳了谋士牛金星、宋献策的建议，在城外构筑炮台，驱赶俘虏和流民挖掘直达城墙的地道，攻势更加有章法。更令人心惊的是，闯军中似乎出现了不少制作精良的攻城器械，其来源成谜。
左良玉被困在襄阳城内，终于感到了切肤之痛。他麾下兵马虽众，但多是骄兵悍将，野战机动力尚可，守城意志却远不如孙传庭麾下的边军。面对李自成步步紧逼的围困和越来越猛烈的攻击，他一日三惊，求援的奏报如同雪花般飞向西安，字里行间充满了恐慌，甚至暗示若援军不至，为保全麾下儿郎性命，或不得不“权宜行事”。
“权宜行事？”崇祯看到这份奏报，气得浑身发抖，“他想干什么？投降吗？！这个误国蠢材！”
襄阳若失，湖广门户洞开，李自成便可西进四川，南下荆楚，局势将彻底糜烂！
“陛下，当务之急是救援襄阳！”兵部尚书李邦华急道，“可洪承畴部远在陕西，孙传庭要镇守宣大，防备建奴卷土重来……还能调谁？”
殿内一片沉寂。朝廷手中，已无多少可用的机动兵力。
崇祯的目光扫过舆图，最终，落在了河南与湖广交界处。
“传旨！”他深吸一口气，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擢升援剿总兵猛如虎为平贼将军，统帅河南官军及各地驰援兵马，火速南下，解襄阳之围！再严令左良玉，必须给朕死守待援！若敢弃城，朕必诛其九族！”
猛如虎虽勇，但其麾下兵力单薄，且多是各地拼凑的杂牌，能否突破李自成的阻援部队，尚未可知。这更像是一剂安慰剂，或者说，是崇祯能拿出的最后一点象征性力量。
二月二十五 蓟州 关宁军大营
袁崇焕也收到了朝廷对代王动手以及襄阳危急的消息。他屏退左右，独自在帐中沉思良久。
幕僚悄悄进来，低声道：“督师，朝廷此举，可谓雷霆万钧。如今宗室震动，南方告急，或许……是我关宁军的机会？陛下或许更需要倚重我等……”
袁崇焕瞥了他一眼，目光深邃：“倚重？你看陛下对孙传庭的信任，对代王的狠辣，是那种会轻易受人胁迫的君主吗？”他摇了摇头，“此时妄动，是取祸之道。”
“那督师之意……”
“静观其变。”袁崇焕走到地图前，看着襄阳的位置，“李自成若真拿下襄阳，势力必然大涨。届时，朝廷的压力会更大。我们……继续整军备武，等待时机。辽东，才是我们的根本。”
他选择了最稳妥，也最容易被解读为“拥兵自重”的道路。他似乎在等待，等待朝廷被流寇和内部问题拖得筋疲力尽，不得不更加依赖他和他麾下的关宁铁骑。
二月三十 西安行宫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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