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北京，刚过完年没几天，寒意还裹着胡同里的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小孩哥把兰子的手揣进自己棉袄的兜里，两人缩着脖子走在青石板路上——路面冻得邦邦硬，偶尔有融化的雪水积成小冰碴，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看到两旁的四合院院门大多关着，只有几户人家的烟囱里飘出细细的青烟，那烟淡得像随时会散。墙根下坐着几个裹着旧棉袄的老人，手里攥着暖手的煤球炉子，低声聊着天，话题离不开“粮本上的定量”“开春的野菜”。有个阿姨挎着空竹篮从身边走过，篮底还沾着点红薯皮，她眉头蹙着，嘴里念叨着“再去粮店问问，能不能多买半斤玉米面”。
看见街上行人比往常少，个个脚步匆匆。穿打补丁棉袄的男人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两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刚买的红薯和少量白面——那是过年省下来的，要细着吃。几个孩子在胡同口玩“踢毽子”，毽子是用碎布和鸡毛扎的，他们冻得鼻尖通红，却玩得格外认真，仿佛这样就能忘了肚子里的空落落。
远处传来卖糖瓜的吆喝声，声音沙哑：“糖瓜嘞——甜口的糖瓜！”兰子停下脚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挑担子的老汉，喉咙动了动。小孩哥问清价钱从兜里拿出“压岁钱”，买了三串分给姐姐一串，给奶奶带回一串，两人吃着玩着，篮子拉着钢蛋的手往前走着：“咱回家，奶奶说晚上蒸红薯，给你留个大的。”
路边的墙面上，除了“劳动最光荣”的标语，还有“节约粮食，人人有责”的红色粉笔字，有些地方被孩子的小手摸得发花。几个妇女蹲在墙角，手里拿着野菜根，正仔细地择着，那是开春前能填肚子的“宝贝”。不远处，粮店门口排着长队，人们手里都攥着粮本和布袋子，脸上没有过年的喜气，只有对口粮的期盼。
胡同里的风还在刮，夹杂着远处粮店传来的低语，还有孩子们偶尔的笑声，那笑声里，藏着在困境里也不肯熄灭的劲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