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富农，甚至以前的官绅地主，在我们的基层推选之中是受到压制的，但他们通过建立群众自组织，在生产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继而控制基层的实际控制权，又变回原来的地主富农做主导、中农贫农做附庸的局面，甚至于将贫农完全排除在外。”
“特别是在那些生产茶叶、蚕丝等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和销售关系、分销途径的经济作物地区，富农、前地主和城市下乡的工商业者因为和城市里有关系、有销路，技术工人有技术、有经验等等，往往占据重要地位，而贫农担负起领导责任，往往需要借助政策的扶持和上级干涉，也没有现成的关系网和销售途径可以用，往往就会被想要发家致富的村民视为‘无能’，甚至于上级都会视其为‘赔钱货、麻烦精’。”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出现‘富找富’、‘兵对兵，将对将’的情况，排斥贫农进入群众的自组织之中，我这次考察的时候，甚至有百姓直接就对我说‘贫农多了，互助社就办不好’！甚至于我们红营干部或基层组织参与和领导的一些互助社，还会专门把贫农挑选出来，让他们自己去搞‘杂乱组’，有些地方甚至还明确规定家产多少以下、田地多少以下的，不能入组。”
“其次还有分配的问题，我们发展合作经济，理想的分配模式自然是按劳分配，合作社中的计工算账就一直是以劳力为主的分配原则，一般是规定‘劳六土四’，也就是说劳动力与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配比例为六四分。”
“但在群众百姓的自组织之中却完全不一样，因为劳动力并不稀缺，而土地、牲畜、新式农具和机械、生产技术、城市和工厂关系、政策等等生产资料更为稀缺，自发地分配格局，便形成了越是拥有稀缺的生产资料的富裕阶层，就越是占据分配的主导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还发展出一些富裕阶层并不下乡入组，仅以生产资料入组分红，自己则从事副业或在外经商，由此又形成组内广泛的雇工现象，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富裕阶层在城里搞工商，而把村子里的群众自组织完全变成他们的短工市，组内的村民变成不限制人身自由和权力的‘新佃农’、‘新短工’。”
“红营倡导合作经济的初衷，是引导农村均衡发展，在此基础上满足社会改造、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但实际情况呢？群众百姓的自组织涌现，完全把路带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