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伏天。
内蒙古西北部，一个倚山的小村庄，仿佛被扣在了巨大的蒸笼底下。
黄土夯成的土坯房连成一片，墙体被烈日灼烤得滚烫。
手若贴上去，怕是能烙下一个印子。
山上的石头泛着灼人的白光，地表的土早已干裂起皮，一脚下去，烟尘腾起，混着燥热的空气，呛得人喉咙发干。
就在这连蝉鸣都显得有气无力的上午。
我降生于其中一间土坯房里。
屋内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几缕阳光顽强地穿透糊窗的麻纸，在泥土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接生婆抹了把额头的汗，用粗糙的手掌在我背上拍了好几下。
我才发出一声微弱的啼哭，像被厚重的暑气层层包裹着，使不上力气。
“又是个女娃！”接生婆的声音落下，让房间里本就沉闷的空气彻底凝固了。
我是这个家的第三个女儿。
我的到来，如同这漫无边际的酷暑，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煎熬。
生父在门外蹲了一夜，脚边散落着一地烟灰。
天蒙蒙亮时，他对着炕上虚弱的生母哑声说：“送人吧，老陈家愿意要。”
生父那年二十七，正逢“逢九”！
按民间说法，不宜丢弃孩子。
否则，可能我的命运或许将如同后山那些，被狼啃食的婴孩一般，悄然消逝。
在那个没有计划生育、谁家都不缺孩子的年代！
一个不被期待的生命，其重量轻如草芥。
第八天，命运在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点出现了。
生父想着在秋收前把房顶修补好，谁知踩着梯子爬到一半，竟一阵眩晕摔了下来，右臂当场就断了。
对于一个靠天吃饭、凭力气挣工分的农民而言，这无异于塌天之祸。
他躺在土炕上动弹不得！
生母尚在月子中，两个年幼的姐姐只会啼哭。
家里的工分账本上，眼看就要一片空白。
“这女子克父，命里带煞。”
会算命姑奶奶的话语，成了我离开这个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也正在此时，两公里外，另一个村庄里。
一座比别家齐整的青砖院落内，却弥漫着另一种悲伤。
我的奶奶——那位后来决定收养我的小脚老太太，正对着一个空荡荡的襁褓垂泪。
她刚失去出生仅四天的孙女。
这是一个村里少有的吃商品粮的人家。
爷爷是铁路工人，上五天休五天。
父亲在镇运输队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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