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边的青石上，多了个新刻的字，笔画歪歪扭扭的，像是用指甲划出来的，边缘还沾着些红花瓣的碎屑，花瓣的颜色很新鲜，像是刚摘下来的。
回去的路上，手机突然有了信号，短信提示音接连响起，像串急促的敲门声。十几条未读短信，全是爷爷的号码发来的，最早的一条是昨天半夜：
她出来了，中间几条是、、，最后一条是今早发来的：她不冷了。每条短信的末尾都带着个小小的红点，像是滴上去的血。
删短信时，我瞥见手机相册里多了张照片，是昨晚在西厢房拍的。照片里，纺车旁边站着个穿红衣的女人，长发遮着脸，头发湿漉漉的，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
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脚踝上系着半截红线，脚上没有穿鞋，皮肤白得像纸，脚趾缝里夹着些黑泥。而她站的位置，正是我昨晚站过的地方，地上的灰尘里，有个跟我一模一样的脚印，叠在她的脚印上面。
现在那座老宅还在胡同深处，我每个月都会回去一趟，给井边的石榴树浇浇水。树长得越来越茂盛，枝桠已经快遮住半个院子，红色的花瓣落得满地都是，像是铺了层血，花瓣掉在地上的声音很轻，像叹息。
上个月回去时，我在西厢房的窗台上发现了个新扎的纸人，穿着小小的红棉袄，棉袄的布料很新，红得发亮，脸上的眼睛用黑墨点着，看着竟有几分稚气，嘴角还画着个小小的弯，像是在笑。窗台下的土里，埋着半截红线，线尾拴着颗白色的石子，石子上刻着个字，是我的名字。
胡同口的老邻居见了我总说：小陈啊，你这宅子半夜总亮灯，还听见有纺车响，怪吓人的。
他的眼神里带着恐惧，前几天王经理带人来拆房，刚拆了半面墙，就听见里面有女人哭，然后墙就塌了，把一个工人的腿砸断了，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我只是笑笑，没告诉他，那天我正好在老宅，听见西厢房里传来纺车的声音，比平时快很多，像是在着急什么。
爷爷说得对，有些东西，不能动。就像那截白骨，就像那个红布包，就像阿秀等了几十年的陪伴。后来我才从胡同里最老的张奶奶那里知道，阿秀是民国时的评剧花旦，艺名，当年因为战乱流落到这里，被爷爷的父亲收留。
她和年轻时的爷爷相爱了，可后来不知怎么，被人发现吊死在井里，穿着爷爷送她的红棉袄。陈家怕事，把她的尸体藏在井里，对外只说是走了。爷爷从那时起就守着老宅，再也没离开过，也没娶过亲。他日记里的她不走了，是他用一辈子的守护，换了她在这宅子里的安宁。
毕竟，承诺这东西，比鬼神更不能辜负。
手机又震动了一下，屏幕上跳出条新短信，发件人还是那个熟悉的号码，只有两个字：等你。后面跟着个小小的笑脸，像西厢房窗台上那个纸人的笑容。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后视镜里，老宅的屋顶在树影里若隐若现，朱漆大门半开着，像是在对我招手。
胡同口的风卷着红花瓣飘过，落在车窗上，像一滴没擦干的血。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铜钥匙，它还是那么凉，带着微弱的脉搏，跟我的心跳合着拍。下个月，我该带件更红的衣裳回去，阿秀说过，她喜欢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