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雨已经连绵下了半个月，像是永远不会停歇。雨丝斜斜地敲打着玻璃窗，溅起细碎的水花，又顺着玻璃蜿蜒流下，在窗面上划出一道道扭曲的水痕，像极了无声的泪。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指尖夹着的香烟燃到了尽头，烫得我猛地缩回手。烟灰落在深色的地毯上，像一撮无法抹去的苍白记忆，轻轻一吹就散，却在心底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这间屋子太大了，大到每个角落都回荡着林薇的气息。她的粉色拖鞋还摆在玄关，鞋尖朝里，像是刚脱下不久，鞋跟缝里还嵌着暗红的血痂，是我故意没清理干净的——
每次换鞋时瞥见那点颜色，指尖都会泛起细微的战栗，像电流窜过神经，带着隐秘的快意；阳台的碎花裙下摆，有块被我用消毒液反复浸泡却始终褪不去的深褐印记，那是她挣扎时按在地板上蹭到的血渍，阳光好的时候能看见印记边缘泛着的、洗不净的暗红，像朵开败的花；
冰箱里还放着她没喝完的半盒牛奶，保质期早就过了，散发着淡淡的酸腐味，我早就该扔了，可我偏不，我喜欢闻那股酸腐味混合着她常用的百合香水味，像极了她最后时刻身上的味道，甜腻中裹着腐朽，让人沉沦。
“阿哲，该吃药了。”
我闻声抬头，空荡荡的客厅里只有我一个人。水晶吊灯的光线在地板上投下菱形的光斑，尘埃在光柱里无声地翻滚。又是这样，最近总是能听到林薇的声音，清晰得仿佛她就坐在对面的单人沙发上，穿着米白色的家居服，手里拿着白色的药盒，指甲修剪得圆润整齐。
但是，这声音里没有恐惧，没有痛苦，只有一种温顺的、带着讨好的柔软——这是我为她“定制”的声音，在我无数次的回想里，她就该这样对我说话，永远温顺，永远属于我。
我起身走到茶几旁，拿起那个印着医院标志的药瓶。瓶盖拧开时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在寂静的客厅里格外清晰。白色的药片躺在瓶盖里，像一粒粒冰冷的眼泪，泛着哑光的光泽。
医生说我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需要长期服药稳定情绪。自从林薇“走后”，我的睡眠就变得极差，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她贴的荧光星星在黑暗中闪烁。那些星星是她亲手贴的，说要让我们的家永远有星光。
可他们不知道，我失眠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那些星星总让我想起林薇最后时刻瞳孔里的光——从惊恐到涣散，从明亮到黯淡，像星星熄灭的过程，美得让我着迷，让我一遍遍在黑暗中回味。
林薇是病死的。这个念头像刻在我脑子里的烙印，每当我试图回忆她最后那段日子，心脏就会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喘不过气。
至少，我让自己相信是这样。她患的是一种罕见的血液病，从确诊到离开，只用了三个月。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从一个爱笑的女孩变得骨瘦如柴，脸颊凹陷下去，手腕细得一折就断，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每次梳头发都会在梳子上留下一团乌黑，最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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