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建军，今儿个给你们讲的这事儿，是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坎儿。这事过去快二十年了，但只要一到阴雨天，我右胳膊上那道月牙形的疤就会隐隐作痛，夜里总能听见水珠子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嗒，嗒，嗒……像是有人刚从水里爬出来，站在我床边。
可现在再听这声音，心里头却不发怵了，反倒有点念想——念想那个三面环山、一面靠水的龙湾村，念想那些在黑龙潭边陪我闯过生死的人。
那是1998年的夏天，我二十出头，在城里的汽修厂当学徒。七月初头，老家打来电话，说我爷爷没了。
我爷爷是龙湾村的老支书，一辈子没离开过那个小村子。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正在给一辆解放卡车换轮胎，手里的扳手“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烫得我赶紧缩回手——那天的日头毒得很，柏油路面都快化了，可我心里一下子就凉透了，凉得像揣了块冰。
连夜赶回老家，绿皮火车晃悠了十多个小时，硬座硌得我屁股发麻。车窗外的风景从城市的高楼变成田野，再变成连绵的山，越靠近龙湾村，心里头就越沉。
转长途汽车的时候，遇到个同县的老乡，听说我是龙湾村的，一撇嘴：“你们村那黑龙潭，最近是不是不太平？我听人说，有东西出来拉人下水。”
我心里咯噔一下，没接话，只觉得后脖颈子冒凉气。长途汽车在土路上颠簸，扬起的尘土糊了满脸，等终于到了镇上，又搭了辆村里王二愣子的拖拉机，才算瞅见村口那棵老槐树。
龙湾村我从小待到大，闭着眼睛都能摸到每家的门槛。可那天远远望见老槐树，心里头却直发怵。
槐树叶子蔫巴巴的，明明是盛夏，该是枝繁叶茂的时节，却透着股子死气沉沉的灰绿色，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树底下蹲着几个老头，见了拖拉机，都直愣愣地站起来，眼神里带着怯生生的同情。
“建军啊，节哀。”王二愣子把拖拉机停在晒谷场，他手黑黢黢的，递过来一块皱巴巴的毛巾，“你爷爷走得……突然。”
我接过毛巾擦了把脸，汗混着土黏在皮肤上，腻得难受。“我爷身体不是一直挺硬朗吗？上回打电话还说能下地割麦子，一顿能吃俩馒头。”
王二愣子挠了挠头，他后脑勺有块疤，是小时候爬树摔的，这会儿一挠，疤更红了。
“是挺突然……夜里去看水库，就没回来。第二天一早，村里人在黑龙潭边上发现了他的草帽，还有半截手电筒，电池都泡鼓了。”
黑龙潭。这三个字一出口，我后脖颈子唰地就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顺着脊椎往下窜。龙湾村外那条河叫龙湾河，绕着村子拐了个大弯，河中间有个深潭，水色常年发黑，黑得发绿，不管天多旱，那潭水都不见少，像是地底有泉眼没完没了地冒。
村里人都叫它黑龙潭，老辈人说那潭底通着龙宫，龙王爷不高兴了就翻浪花；也有人说，那底下压着不干净的东西，是早年间屈死的冤魂聚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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