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第十五天夜里，出事了。
那天我去参加城西书友会的雅集，书友会在一个老茶馆里，老板是个爱茶的，泡的龙井很地道。来了不少文人，有大学教授，有中学老师，还有几个退休老干部，大家围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摆着笔墨纸砚，还有几碟瓜子、花生。
有人挥毫泼墨，有人吟诗作对，还请了位弹琵琶的姑娘，弹的《平沙落雁》，琴声和着月光，倒也惬意。我喝了几杯黄酒，是绍兴来的花雕，后劲足，喝到微醺，看谁都觉得亲切。
回家时已近十一点，街上的路灯是钠灯，昏黄的光，照得影子长长短短。自行车在青石板路上“咯噔”响，是辆永久牌自行车，骑了十几年，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
路过巷口的小卖部，老板正关卷帘门，见了我打招呼：“沈掌柜，才回啊？”我点点头，他又说：“最近晚上不太平，听说有人家丢了东西，你锁好门。”我心里“嗯”了一声，没当回事。
洗漱后路过书房，无意间瞥见藏经柜的门缝里透出点微光。不是台灯的黄亮，是种淡淡的白光，像月光，又比月光稠。
我心头一紧——我明明记得灭了书房的灯，窗户也关了，哪来的光？
我放轻脚步推开门，“吱呀”一声，门轴该上油了。月光从窗纸的破洞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个小圆斑，藏经柜的门开了条缝，那幅残札正摊在案台上，宣纸在月光下泛着冷白的光，像是敷了层霜。
“谁动了我的东西？”酒意瞬间醒了大半，我快步上前。门窗都锁得好好的，钥匙还在我口袋里，店里除了我再无旁人。90年代的锁虽然不算高级，但撬锁总会有痕迹，门和窗都好好的。
残札上的字在月光下格外清晰，“寒窗十载”四字的笔画间，像是渗着水汽，墨色比白日深了许多，像是刚写上去的。
我伸手想将它收起，指尖刚触到“窗”字的竖笔，便觉一阵刺骨的寒意，像是摸到了冰碴子，这天气虽然凉，但屋里不冷，怎么会有这么冰的纸？
更让我头皮发麻的是，案台上多了张宣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四个字：“与我同眠”。
字迹与残札上的分毫不差，笔力遒劲，墨色沉郁，连收笔处的小墨点都一模一样。可我白日明明将所有宣纸都收进了抽屉，这张纸是哪来的？
我记得清清楚楚，最后一张生宣昨天用完了，还没来得及去文具店买——现在的文具店卖的宣纸大多是机制的，不如手工的好用，但胜在便宜。
“装神弄鬼！”我壮着胆子低喝一声，声音在空荡的书房里回响，墙上的石英钟被惊得“滴答”响了两声。
无人应答，但案台上的毛笔突然自己动了一下，笔锋在宣纸上拖出一道细痕，像是有人握着笔在试探。那是支兼毫笔，我常用的，笔杆是竹子的，摩挲得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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