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西这地方，早年间是真红火。大烟囱跟插在天上的铁筷子似的，白天冒黑烟，把云彩染成灰扑扑的旧棉絮；晚上冒红火，映得半边天通红，像谁泼了桶猪血。
机器轰隆声能盖过火车鸣笛，连墙根下的蛐蛐都得扯着嗓子叫，不然压根听不见自个儿的声儿。那会儿没什么“鬼楼”的说法，只有“老工房”——红砖砌的，墙皮厚得能挡子弹，六层。
没电梯，楼梯是水泥的，踩上去“咚咚”响，声儿能传到三楼。墙缝里嵌着的细沙，都是钢厂吹过来的铁砂，用磁铁一吸，能粘起一层黑末子，像撒了把芝麻，蹭在裤腿上，拍都拍不掉。
咱要说的这栋，在铁西最犄角旮旯的地方，挨着早年间的炼钢厂。厂门口那对石狮子，耳朵都被钢水溅出的火星烫得坑坑洼洼，远远瞅着像长了满耳朵的燎泡。楼是五十年代盖的，给钢厂的工人住，那会儿叫“幸福楼”。
楼前有棵老槐树，树干得两人合抱，夏天开起花来，香得能飘半条街，树下总摆着三五个小马扎，老头们在这儿下棋，棋盘是用粉笔画在地上的，楚河汉界被踩得模糊不清；娘们儿在这儿纳鞋底，线绳穿过布面的“嗤啦”声，混着孩子们的吵闹，闹得像一锅滚水。
可谁也没想到，这“幸福”没续上多久，就成了扎在铁西人心里的一根刺，拔不掉，碰着就疼，连下雨天都能感觉到那股子钻心的凉。
最早出事儿，是1976年。那年夏天特别热，知了叫得人烦躁，柏油路晒得能粘住鞋底，冰棍儿刚出摊就化一半，糖水顺着竹棍往下滴，在地上积成小小的水洼。
三楼住的老王头，是钢厂的老锻工，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手上全是老茧，黄黑相间，能一拳砸碎青砖。他有个习惯，每天天不亮就去厂里，几十年雷打不动，厂里的考勤表上，他的名字后面永远是红勾勾。
那天后半夜，整栋楼的人都听见他在楼道里哭，哭得不像人声，跟杀猪似的，裹着热烘烘的潮气钻门缝，听得人后脖颈子冒凉气，像是有条冰凉的蛇顺着脊椎爬。
有人披了衣服出来看，就见老王头光着膀子，脊梁上的汗珠混着血珠子往下滚，跪在楼梯口，手往墙上刨，指甲盖都掀了，血糊了一片，在水泥地上洇出黑红的印子，像泼了一碗没搅匀的猪血。
他家门框上还贴着去年过年的福字，边角卷了毛，被他刚才的血蹭得半红半黑，看着格外扎眼，像是谁在上面打了个血补丁。
“别拉我！它在里头！在我家锅里！”老王头眼睛瞪得溜圆，白眼球上布满血丝，直勾勾盯着自家门，像是要把门板看穿。有人壮着胆子推门，门轴“吱呀”响得揪心，跟老太太的牙床子似的，让人起鸡皮疙瘩。
屋里没开灯，一股子铁锈味儿混着腥气扑面而来，像刚开了封的罐头，馊得人直反胃。
借着月光一看，灶台上的铁锅翻在地上，锅沿磕出个豁口，锅里没别的，是一堆黑糊糊的东西，看着像女人的头发，一摸黏糊糊的，还带着温度，在手里缠缠绕绕，甩都甩不开，指尖能感觉到那东西在微微颤动，像有生命似的，往皮肤里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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