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默，干私家侦探这行第九年零七个月。
办公室安在老城区那栋爬满爬山虎的“钟表楼”三层。这楼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骨头，墙皮皲裂得像块泡发的霉面包，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渣。
楼道里永远盘踞着一股怪味——铁锈的腥气混着老木头的腐朽，阴雨天时还会添上潮湿的霉味，呛得人嗓子眼发紧。尤其到了梅雨季，墙面上会渗出一道道深色水痕，蜿蜒着爬满半面墙，远远瞅着像极了凝固的血痕。
我的办公桌正对着窗户，窗外是条窄得勉强容两人并排走的巷子。巷尾堆着个半人高的垃圾堆，常年无人清理，烂菜叶、破家具和不知名的黑色塑料袋搅成一团。
晴天还好，一到阴雨天，那堆东西就会蒸腾出一股甜腻的腐臭——有时像烂透了的西瓜瓤，泛着馊味；有时又像泡发的动物内脏，腥气直往天灵盖冲。干我们这行的，对这种味道格外敏感，它总在提醒你：这世上见不得光的事，比垃圾堆里的龌龊多得多。
2024年的秋雨来得格外蛮横，九月中旬就扯开了架势，没日没夜地往地上浇。整座城市被泡得透湿，柏油路泛着油亮的光，连空气都沉甸甸的，捏一把能拧出半盆水。
这天晚上九点四十分，我刚把一份跟踪报告收尾。委托人是个眼角堆着细纹的中年女人，揣着丈夫的工资卡来的，怀疑他跟助理有猫腻。
我蹲了整整三天，在咖啡馆的遮阳伞下晒得褪了层皮，拍回来的照片却寡淡得很——两人碰了三次手，一次是递文件时指尖相触，一次是碰杯时胳膊肘撞到了一起，最“出格”的不过是男人替女人拂掉肩上的梧桐叶，指尖在她肩头悬了半秒就收了回去。
这种活儿没劲，像嚼没味的口香糖，但能换下个月的房租。我把照片塞进牛皮纸袋，指尖刚碰到台灯的黄铜开关，桌上那部老式拨号电话突然响了。
铃声是最原始的“叮铃”声，黄铜撞针敲在金属片上，脆得像寒冬腊月屋檐下冻裂的冰碴子。这电话是前几年从旧货市场淘的宝贝，德国产的“西门子”，黑沉沉的机身带着岁月磨出的包浆，听筒沉甸甸的，握在手里像攥着块老石头。
样子是复古得招人喜欢，信号却比老掉牙的收音机还没准头，平时除了几个认死理的老客户，基本就是个镇桌的摆设。
“喂。”我捏起听筒，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听筒上磨得发亮的纹路。那纹路里藏着经年累月的温度，像是前几任主人的指纹还嵌在里面。
听筒里先是一片死寂。不是信号断了的那种空茫，而是像把耳朵死死摁在密封罐头口的窒息感——连自己的呼吸声都被吞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心脏在胸腔里擂鼓的闷响。
几秒钟后，一阵极轻的“滋滋”声钻了出来，像是老式收音机调频时的杂音，又裹着点别的动静——像是有人在浸了水的泥地上拖粗麻布，纤维蹭着黏糊糊的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带着股说不出的黏稠感，仿佛能透过听筒摸到那湿漉漉的布料。
“哪位？”我皱紧眉头，指尖已经按在了挂断键上。干这行的，警惕性是穿在身上的软甲，深夜的陌生来电多半是裹着糖衣的麻烦，要么是设好的套，要么是烧手的烫山芋。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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