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摩挲着断口处的毛边，宣纸的纤维刮得指尖发痒，像是有谁在暗处轻轻挠我的手，带着股说不出的牵引。
“多少钱？”我压下心头的悸动，指尖在柜面上轻轻敲击，目光落在周老汉紧攥烟袋的手上。
周老汉迟疑着伸出三根手指，指尖微微发颤，声音飘得像雨里的柳絮：“三……三千块？”
我差点把手里的手札掉在地上，惊得案头的放大镜都晃了晃。1998年的三千块，别说宋人手札，就是一张完整的澄心堂纸也不止这个价——上个月我收一张清代的洒金宣，品相中等，边缘还有虫蛀，都花了八百。他这哪是卖物件，分明是急着脱手，恨不能把这“晦气”赶紧送走。
我心里更犯嘀咕，指尖的凉意顺着胳膊往上爬。但几十年的收藏瘾上来了，像猫爪子在心里挠。总觉得“邪性”不过是乡野传闻，老物件哪有没点离奇说法的？
再说，这么好的字，这么真的情愫，若是真有冤屈，让它落在懂字的人手里，也算一段跨越千年的缘分。我深吸一口气，空气中的松烟墨香似乎更清晰了些。
“行，我收了。”我从钱柜里数出三千块，钱是刚从银行取的，还带着纸味，1998年的百元大钞是红色的，上面印着四大伟人。
周老汉接过去时手都在抖，攥着钱几乎是跑着出了店门，门帘在他身后“哗啦”晃得厉害，像是有人在后面拽着他的衣角。
当晚关店后，我仔细落了店门的铜锁，锁舌“咔嗒”一声扣紧，在寂静的雨夜里格外清晰。又在柜台前点了盏台灯——这台灯是1990年在百货大楼买的，绿色的塑料罩边缘已经泛黄，光线透过磨花的玻璃洒出来，昏黄却柔和，正好照亮案台的一角。
我将那幅残札小心翼翼地铺在祖传的酸枝木案台上。这案台用了几十年，台面被无数次滴落的墨迹浸得发黑发乌，木纹里都嵌着墨香，倒和这千年古札有种跨越时空的默契。
雨还在下，淅淅沥沥打在窗棂上，像是谁在轻轻叩门，伴着台灯的光晕，倒让这深夜的书房添了几分安宁。
我捏着放大镜，一寸寸仔细看那墨迹的纹路。放大镜的镜片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将笔锋的细节放大数倍：飞白处的纤维清晰可见，浓墨处的晕染层次分明。
看着看着，我忽然停住了——每个字的收笔处都藏着个极小的墨点，小得几乎要融进笔画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三行字共十二个字，正好十二个墨点，排列得整整齐齐，间距都相差无几，绝不像无意滴上的，倒像是写完每个字后特意点上去的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