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石选，今年四十四岁了，干赊刀这行当整整二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足够磨掉半个人的性子。
这辈子没别的啥念想，就有桩憾事——没个孩子。年轻时也盼过，可老一辈的人都说，干我们这行的，天生带着点“克子”的命。
走南闯北赊刀，见的人杂，碰的事也杂，尤其是那些老镇刀，常年跟着人走夜路、过荒村，身上难免沾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刚开始我还不信邪，可后来媳妇怀过两回，都没保住，医生查不出啥毛病，就说是“胎气不稳”。村里老人偷偷跟我说：“小石啊，这行当就是这样，聚不了人气，留不住根苗。”
次数多了，我也就死了心。如今勉强讨了个老婆，是邻村的寡妇，进门后把家里拾掇得干干净净，夜里还能留盏灯等我回家，也就够了。
这辈子啥都看透了，没孩子就没孩子吧，只要媳妇身子好，咱俩能平平安安过日子，比啥都强。
干赊刀这行当，本就漂泊不定，今儿在东村赊把菜刀，明儿去西村送把剪刀，风里来雨里去，能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守着家，就不算亏了。至于孩子的事，早就不指望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话我信。
旁人都说“四十不惑”，可这话搁我身上一点儿不沾边，反倒觉得越活越糊涂。旁人眼里的世道明明白白——墙上刷着“破四旧，立四新”的红漆标语，风一吹能簌簌掉渣；村口喇叭里天天喊“打倒封建迷信”，声音大得能掀了屋顶。
可我眼里的世道总蒙着层雾，雾里藏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是爷爷咽气前攥着镇刀的枯手，指节都嵌进木头缝里；是父亲被红卫兵堵在门口盘问时，额角的冷汗顺着皱纹往下淌；是我走夜路时总跟在身后的脚步声，不远不近，回头却连个影子都抓不着。
这行当是祖传的。爷爷那会儿还是民国，兵荒马乱的年月，他就背着个蓝布包袱走街串巷，包袱角上绣着半把刀的图案。那会儿没别的营生，他全靠赊刀走遍大半个中原，邪门得很，总能在饥荒来前找到有存粮的村子，在兵祸临头前绕开交战的地界。
到了我爹接手，是1952年，请镇上木匠打了个樟木匣子，黑沉沉的木头，据说浸过三遍桐油，防潮又防蛀。如今传到我手里，还是这只匣子，边角被磨得油光锃亮，包浆润得很，里头装着二十一把刀：
七把是新锻的，铁料托镇上铁匠铺打的，刃口磨得锋利，寻常人家切菜剁骨足够用；十四把是老物件，有的刀柄包着铜皮，有的刻着模糊的花纹，都是我爹年轻时赊出去又收回来的，刀身上的缺口里藏着几十年的光阴；
最底下压着两把爷爷传下来的镇刀，刀身比寻常菜刀窄半寸，泛着青黑的冷光，像淬过墨似的，刀柄缠着浸过桐油的麻绳，摸上去总带着股化不开的凉意，哪怕是三伏天，攥久了掌心也直冒冷汗。
1970年的秋天来得早，刚过白露，山里就下了场霜。我背着樟木匣子走在伏牛山的土路上，路面结着层薄冰，脚下打滑，每走一步都得把匣子往肩上紧一紧。
匣子不轻，二十一把刀加起来足有三十斤，可我半点儿不敢松手——这是全家的指望啊。去年冬天，生产队分的口粮不够吃，媳妇把陪嫁的银镯子悄悄当了，才换回来二十斤玉米面，如今镯子还压在当铺柜上没赎回来。
我得趁着秋收后农户手里有点余粮，多赊出几把刀，等明年开春约定的日子到了，才能换回粮食和活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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