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妈妈来看我的时候，看到我过得很好，脸上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的笑容。妈妈拉着我的手，不停地说：“真好，薇薇长大了，懂事了。”
大学的梧桐叶黄了又落，我在图书馆的窗边坐了整整一个下午。阳光透过玻璃洒在摊开的笔记本上，字迹被晒得微微发烫，可我握着笔的手却冰凉。笔记本上写着“张明”两个字，笔尖在纸页上反复划动，将那两个字涂成了一团模糊的黑。
已经两年了。
我按时吃药，定期去见李医生，脸上的笑容越来越自然，甚至能和新认识的室友笑着分享早餐。
她们说我温柔又安静，没人知道我枕头下藏着一把磨得光滑的小刀——不是为了伤害谁，只是每次摸到刀柄的冰凉，才能确认自己还“活着”，确认那些血腥的记忆不是一场噩梦。
李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基本缓解，幻觉完全消失，认知功能恢复正常”。他建议我减少药量，甚至可以停止治疗。可只有我知道，那些被药物压下去的记忆，像埋在土里的种子，在每个深夜破土而出。
我总会梦到那条小巷。李浩的尸体靠在墙上，眼睛瞪得滚圆，脖子上的伤口还在渗血，暗红色的血顺着墙根蜿蜒，像一条扭动的蛇。
我站在巷口，看着林玥蹲在尸体旁，用指甲挑起一块带血的皮肉，转过头对我笑，牙齿上沾着暗红的血渍：“姐姐，他不吵了。”
又或者是图书馆的仓库。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霉味和血腥味，张明倒在书架旁，怀里还抱着那本他推荐给我的画册。他的喉咙被撕开了，鲜血染红了画册里的雪山，原本洁白的积雪变成了刺目的红。
林玥站在他身边，白色连衣裙浸在血里，像一朵盛开的罂粟，她回头看我，眼神里带着嫉妒的疯狂：“姐姐，他再也不能抢你了。”
每次从梦里惊醒，我都会浑身冷汗，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喘不过气。我会冲到卫生间，对着镜子反复洗手，用肥皂搓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皮肤发红发疼。
可指尖似乎永远残留着一股洗不掉的血腥味——那是李浩的血，是张明的血，是被林玥掐住脖子时，我自己喉咙里涌上的铁锈味。
我开始分不清，那些杀戮到底是林玥的“幻觉”，还是我自己的“失控”。
李医生说，林玥的暴力是我“内心矛盾的投射”，可我总在怀疑：如果那些幻觉是我创造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潜意识里其实渴望那些杀戮？
是不是我恨李浩的嘲讽，恨张明的“温暖”——恨他让我差点忘记林玥，所以才“让”林玥杀了他们？
这个念头像毒藤，缠得我喘不过气。
周末回家时，我在旧书堆里翻到了一张泛黄的报纸。是两年前小城的晚报，头版标题是“图书馆管理员遇害案告破，凶手系流浪精神病患”。
报纸上配着一张模糊的照片，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被警察押着，头埋得很低。报道说他“有严重精神病史，案发后在现场遗留指纹，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整整一个小时。手指抚过报纸上“供认不讳”四个字，纸页的纹路硌得指尖发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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