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驶离科技园站台时，老周的歌声突然断了。
他站在原地，手里的烤串签子“啪嗒”掉在地上，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像被冻住的蜡像。
车窗外的霓虹灯照在他脸上，一半亮一半暗，脖子上那块“37路售票员”的工作牌晃了晃，牌面的照片里，年轻的周志强穿着蓝色制服，正对着镜头笑，露出两颗小虎牙——和现在这个拎着烤串的老周，判若两人。
“他……”我刚想开口，老太太突然用拐杖敲了敲地板，“别管他。”
我转头看她，她闭着眼，眉头却皱着，像是在听什么远处的声音。车厢里的“乘客”们也有了动静：缺胳膊的小孩把发霉的蛋糕往嘴里塞，蛋糕屑掉在地板上，瞬间化成了灰；
穿雨衣的男人掏出车票，对着昏暗的光反复看，票面上的日期模糊不清，只有“37路”三个字格外清晰；张涛依旧像个木偶，眼神空洞地盯着前方，手背上的栀子花印记渗出了血珠，滴在裤腿上，晕开一朵朵深色的花。
老周的身影在车后慢慢缩小，最终变成个模糊的黑点。我知道，他不是没跟上，是不敢上来。
当年他作为售票员，看着张建军锁死车门，看着林秀安在水里挣扎，却选择了沉默——这份“债”，他欠了二十年，迟早也要自己偿。
“下一个，是刘长河。”老太太突然睁开眼，眼睛里闪过一丝冷光，“地产大厦的老板。”
刘长河。
这个名字我在张涛的方案里见过。开发老城区西站的地产公司，就是他旗下的产业。方案里附了张他的照片，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嘴角噙着笑，看起来斯文儒雅，像个学者，不像个商人。
“他也欠了债？”我问。
“欠的是良心债。”老太太的拐杖在地板上敲了三下。
“当年车祸的水沟，本不该填平。那地方地势低，早就该修排水渠，可他为了盖楼，塞了钱给规划局，把水沟填了，还把事故原因改成了‘暴雨不可抗力’。十三条人命，在他眼里，不如一块地皮值钱。”
车窗外的街景开始扭曲，霓虹灯的光晕变成了一团团模糊的色块，像是被打翻的颜料。路边的写字楼越来越高，玻璃幕墙反射着诡异的光，像无数只眼睛。
可仔细看，那些玻璃上都蒙着层水汽，水汽里映出些模糊的人影，密密麻麻的，都在往公交车的方向看。
“他怕水。”老太太突然说，“这二十年，他办公室里从不放鱼缸，家里的水龙头永远关得死死的，就连下雨天，都要让司机绕三条路走，就怕经过老城区。”
我想起方案里的一句话：“项目选址避开低洼地带，采用最高级别的防水系统。”当时只觉得是常规描述，现在想来，哪是什么防水，是防“鬼”。
公交车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时，我看见路边停着辆黑色的奔驰。车门打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走下来，正是刘长河。 他比照片里老了些，鬓角有了白发，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里布满血丝，像是很久没睡过好觉。
他手里攥着个黄铜罗盘，罗盘的指针疯狂转动，发出“嗡嗡”的轻响。走到公交站台时，他突然打了个寒颤，抬头看了看天，又低头看了看罗盘，眉头拧成了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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