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驶离科技园站台时,老周的歌声突然断了。
他站在原地,手里的烤串签子“啪嗒”掉在地上,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像被冻住的蜡像。
车窗外的霓虹灯照在他脸上,一半亮一半暗,脖子上那块“37路售票员”的工作牌晃了晃,牌面的照片里,年轻的周志强穿着蓝色制服,正对着镜头笑,露出两颗小虎牙——和现在这个拎着烤串的老周,判若两人。
“他……”我刚想开口,老太太突然用拐杖敲了敲地板,“别管他。”
我转头看她,她闭着眼,眉头却皱着,像是在听什么远处的声音。车厢里的“乘客”们也有了动静:缺胳膊的小孩把发霉的蛋糕往嘴里塞,蛋糕屑掉在地板上,瞬间化成了灰;
穿雨衣的男人掏出车票,对着昏暗的光反复看,票面上的日期模糊不清,只有“37路”三个字格外清晰;张涛依旧像个木偶,眼神空洞地盯着前方,手背上的栀子花印记渗出了血珠,滴在裤腿上,晕开一朵朵深色的花。
老周的身影在车后慢慢缩小,最终变成个模糊的黑点。我知道,他不是没跟上,是不敢上来。
当年他作为售票员,看着张建军锁死车门,看着林秀安在水里挣扎,却选择了沉默——这份“债”,他欠了二十年,迟早也要自己偿。
“下一个,是刘长河。”老太太突然睁开眼,眼睛里闪过一丝冷光,“地产大厦的老板。”
刘长河。
这个名字我在张涛的方案里见过。开发老城区西站的地产公司,就是他旗下的产业。方案里附了张他的照片,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嘴角噙着笑,看起来斯文儒雅,像个学者,不像个商人。
“他也欠了债?”我问。
“欠的是良心债。”老太太的拐杖在地板上敲了三下。
“当年车祸的水沟,本不该填平。那地方地势低,早就该修排水渠,可他为了盖楼,塞了钱给规划局,把水沟填了,还把事故原因改成了‘暴雨不可抗力’。十三条人命,在他眼里,不如一块地皮值钱。”
车窗外的街景开始扭曲,霓虹灯的光晕变成了一团团模糊的色块,像是被打翻的颜料。路边的写字楼越来越高,玻璃幕墙反射着诡异的光,像无数只眼睛。
可仔细看,那些玻璃上都蒙着层水汽,水汽里映出些模糊的人影,密密麻麻的,都在往公交车的方向看。
“他怕水。”老太太突然说,“这二十年,他办公室里从不放鱼缸,家里的水龙头永远关得死死的,就连下雨天,都要让司机绕三条路走,就怕经过老城区。”
我想起方案里的一句话:“项目选址避开低洼地带,采用最高级别的防水系统。”当时只觉得是常规描述,现在想来,哪是什么防水,是防“鬼”。
公交车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时,我看见路边停着辆黑色的奔驰。车门打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走下来,正是刘长河。 他比照片里老了些,鬓角有了白发,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里布满血丝,像是很久没睡过好觉。
他手里攥着个黄铜罗盘,罗盘的指针疯狂转动,发出“嗡嗡”的轻响。走到公交站台时,他突然打了个寒颤,抬头看了看天,又低头看了看罗盘,眉头拧成了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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