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书房，墙上挂着幅巨大的远东地图，图钉还没来得及插上，只有用铅笔轻轻勾勒的轮廓：除科奇的金矿、萨哈的钻石矿、堪察加的渔港，每个地点旁都标着两个日期，一个是“启动时”，一个是“目标时”。杜泽的指尖落在亚库茨克，那里写着“2004.1”，正是此刻。
“张弛那边有信儿吗？”他摘下手套，搓了搓冻得发麻的手，暖气管的热度顺着指尖往上爬。
“刚收到电报，说已经在满洲里接上三位先生了，正往这边赶。他们带的六个箱子都妥当了，用‘精密仪器’的名义报的关，鹅国海关没细查。”
杜泽笑了。这三位智囊是副元首亲自点的将，一位专攻鹅国法律，能从《联邦主体权限法》里找出远东自治的空间；一位是资源经济专家，手里攥着大苏时期的矿藏勘探原始数据，比莫思科现在的档案还全；还有一位前驻鹅武官，对鹅军在远东的布防了如指掌——他们是来帮他“搭骨架”的，而他早已备好“血肉”。
书桌上放着份名单，纸页边缘已经被翻得起了毛，上面记着一百二十七个人的名字，每个人的名字旁都标着技能和伪装身份：李建东，“选矿设备工程师”，实际是北斗机械的老技术员，擅长在机器里藏“暗门”；王洪亮，“通讯系统维护员”，来自星辉科技，能在鹅国的基站里装加密模块；赵芳，“翻译兼行政”，东北大学鹅语系毕业，在北斗训练营练过格斗，是杜泽的“移动耳朵”。
“李建东他们到马加丹了？”杜泽翻到名单中间，李建东的名字被红笔圈了圈。
“前天到的，铜矿那边已经接上头了。”桑铁调出加密通讯记录，“他说矿场的老设备快散架了，正好以‘技术支援’的名义把咱的人派过去，莫思科派来的监工还挺高兴，说‘终于有懂行的了’。”
这是杜泽和杜勇两年前就定下的“种子计划”。2002年深秋，武灵市的茶馆里飘着茉莉花茶的香，兄弟俩对着远东地图，用铅笔在上面画小人：“得把自己人掺进去，但不能急，得像撒种子，慢慢发芽。”杜勇当时提议，先以“资源开发前期考察”的名义派人来踩点，摸清每个矿场、每个港口的“脾气”，再以“设备升级”“技术合作”的名义把人安插进去。
这两年，这些“种子”悄无声息地扎下根。李建东在国内时就一直在第一线，知道怎么跟矿工打交道，到了马家丹的铜矿，没几天就和当地的鄂温客族矿工混熟了，晚上一起喝伏特加，听他们吐槽莫思科来的监工克扣工资；王洪亮在堪察加的渔港“修信号塔”，白天爬电线杆，晚上就用星辉的微型设备测信号，把港口的通讯频率摸得一清二楚；赵芳在亚库茨克的友谊商城当“翻译”，每天听着顾客闲聊，把州长的喜好、税务局的猫腻都记在心里，再加密发给桑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