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就不找您了。”杜泽递给她一份渔民的联名信，上面有三百多个红手印，“这些人信您，比什么都重要。”
更重要的是，安德烈耶维奇对权力没有贪欲。上任三个月，他把办公室的真皮沙发换成了旧木椅，把配的专车换成了二手拉达，省下的钱全给偏远地区的学校买了煤。有次杜泽去他办公室，看见老头正蹲在地上修打印机，说“找外面的人修要花五十卢布，能买两本字典了”。
“州长先生，”杜泽打断他的思绪，“老百姓的情绪我来解决。您只需要把加工厂的基建方案做细，三个月内必须开工。”
安德烈耶维奇猛地抬头：“我已经让设计院连夜出图了，明天就能给您。”他从抽屉里拿出个笔记本，上面记着密密麻麻的数字，“工人我都联系好了，就是当年被强拆的那三个渔村的渔民，他们懂大海，也需要工作。”
杜泽看着笔记本上的字迹，忽然想起桑铁说的——安德烈耶维奇每天下班后，都要去渔民家里坐会儿，听他们说难处，记在本子上，能解决的当场就打电话，解决不了的就攒着汇报给他。这样的人，不用来做州长，用谁？
a区域的废弃罐头厂，曾是海参崴的骄傲。大苏时期，这里每天能加工50吨鱼，罐头贴着“远东明珠”的标签，远销全大苏。伊万诺夫掌权后，把厂子拆了一半，剩下的改成私人仓库，堆着他走私的汽车零件，墙皮剥落的厂房上，还能看到“劳动最光荣”的褪色标语。
杜泽带着安德烈耶维奇和渔民代表来勘察时，老渔民谢廖沙蹲在地上，摸着裂开的水泥地哭了：“当年我爸就在这儿当工人，每天下班都给我带鱼罐头……”
“谢廖沙大叔，”杜泽蹲下来，握住他的手，“咱们把厂子修起来，比以前更大、更好，让您儿子也能在这里上班，行吗？”
谢廖沙抹了把眼泪：“真的？”
“真的。”杜泽指着远处的港口，“以后堪察加的鱼、除科奇的蟹，都运到这儿来加工，咱们自己的厂子，绝不缺斤少两，绝不拖欠工资。”
但选址的反对声很快就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