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
墨家。
当看到看到华北鼠疫悄然蔓延，官府应对无力，百姓成批倒毙，墨子沉声痛道：
“疾病流行，当以医药相救，隔离防护，岂能坐视不理？《墨经》有云：‘治病，取其必然也。’今放任自流，视民命如草芥，此非治国，实乃弃民！”
当看到崇祯十年，朝廷不加赈济，反而变本加厉，加征“练饷”，三饷并起，总额逾两千万两，致使催科酷烈，差役如虎，预征赋税至数十年后，逼得百姓卖儿鬻女，转死沟壑时。
墨子更是勃然大怒，须发皆张道：
“厚敛于民，以实府库，此非利天，实乃害天！”
“《节用》篇明言：‘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今明室反其道而行，夺民之衣食之财，以为奢靡无度之用，此非‘圣王’，实乃‘暴王’！”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墨子指着天幕中那些拿起武器的流民，声音斩钉截铁：
“此非民之过，乃为上者不恤下民之过！《兼爱》云：‘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之身若其身，谁贼？’若朝廷能视民如子，焉有今日之祸？！”
然而，真正让墨子怒发冲冠，乃至对整个后世“儒家”产生极致鄙夷的，是那句从天幕中传来的、由后世儒家士大夫所作的“诗”：
“不做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
此言一出，整个墨家总坛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所有墨家弟子皆停下手中活计，面露难以置信的惊怒。
墨子先是愕然，随即，一股远比看到清军入寇、朝廷加饷更为炽烈的怒火，从他胸中喷涌而出！
那怒火，夹杂着对生命的尊重被践踏的愤慨，以及对这种极端冷酷言论的极度憎恶！
“住口！！！”
一声怒吼，如同火山爆发，震得天幕历朝历代皆惊。
墨子双目赤红，一步踏出，仿佛要冲入天幕，将那个作诗的“儒生”揪出来碎尸万段！
“安安饿殍？效尤螳螂？”
墨子声音嘶哑，充满了极致的嘲讽与暴怒：
“此等言语，竟出自读圣贤书者之口？尔等儒生，平日高坐讲堂，空谈什么‘仁者爱人’、‘恻隐之心’，事到临头，竟要饥寒百姓‘安安’做那饿死之尸？连其挣扎求生，都要斥为‘效尤螳螂’？”
墨子猛地转身，面向众弟子，也是向着那虚无中的后世儒家，发出了最猛烈的抨击：
“听听！这便是尔等儒家鼓吹的‘仁义’？这便是尔等标榜的‘民本’？何其虚伪！何其狠毒！”
“吾墨家言‘兼爱’，主张‘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
“此乃天志！是谓‘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尔等儒家，口称仁爱，却行此诛心之举，夺人生路，更灭人希望！此非‘仁’，实乃‘忍’！非‘爱’，实乃‘残’！”
墨子越说越激动，将数百年来墨家对儒家的不满，在此刻尽数倾泻：
“吾尝言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焉’：其一，儒者不信鬼神，致使天下乱法！”
“其二，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者徒，此足以贫民！”
“其三，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废民之耕织！”
“其四，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此说足以堕怠人事！”
“今观之后世，尔等儒家子弟，非但未改其弊，反而变本加厉！盘剥生民，更胜往昔！空谈误国，尤甚前人！更出此‘安安饿殍’之论，可谓将‘堕怠人事’、‘忍心害理’发挥到了极致！”
墨子的话语如同利剑，直指儒家核心：
“尔等儒家，标榜‘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然观尔等之行，夺民之利以自肥，此为何等之‘义’？尔等言‘君子忧道不忧贫’，然却要贫者‘安安’饿死，此为何等之‘道’？”
“《非儒》篇早已洞悉尔等本质：‘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今之儒生，岂非正是如此？坐享民脂民膏，惰于民生实务，反责饥寒之民不能‘安安’受死！”
最后，墨子指向天幕中那烽烟四起、义军纵横的景象，声音如同最终的审判：
“《天志》有云：‘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明鬼》亦言：‘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
“今明室及其麾下儒生，别相恶，交相贼，已至极致！此等‘不做安安饿殍’之言，便是其自绝于天、自绝于民之显证！今日之流寇，便是鬼神假手于民，施行之天罚！”
“昔年吾止楚攻宋，乃为‘非攻’，反对不义之战。然《非攻》非是坐以待毙！当攻者，不义之君！当伐者，无道之朝！”
墨子看着那些在绝境中奋起反抗的义军，连连点头认同道：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此非作乱，实乃代天行诛，兴利除害！”
“高迎祥、李自成辈，正是诛暴安良之义举！”
“这燎原之火，必焚尽朱明暴政，亦将涤荡那些满口仁义、心如蛇蝎的伪儒！”
“天下之乱，不在‘螳臂’之奋，而在‘乘车’之无道！尔等儒家，便是这无道之车上，最虚伪、最冷酷的装饰！”
“我墨家子弟，若遇此等逼民为‘饿殍’之暴政，遇此等诛心害理之伪儒，当杀之！”
......
法家。
韩非放下手中的竹简，天幕中的景象与诗句让他素来冷峻的脸上，浮现出毫不掩饰的讥讽。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低声重复着自己的论断，眼中寒光闪烁，“今日方知，后世之儒，非止‘乱法’，更甚于‘犯禁’！”
“彼辈儒生，口称仁政，实则无能！国难当头，不思富国强兵之策，只会空谈道德，苛责饥民！”
“《五蠹》有言：‘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也。’此等‘安安饿殍’之论，正是其迂腐无能、脱离实际之铁证！”
“将治国之责，推诿于饥民之‘不安分’，何其荒谬！”
“明主之道，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
“今朝廷横征暴敛，官吏贪墨成风，立‘饿殍’而不恤，反责其不能‘安安’，此乃赏罚之大谬！”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非不惧也，实已无生路！”
“商君徙木立信，重在赏功罚过。今之儒术，赏罚皆失，唯余空言恫吓，岂能服众？”
“故曰：‘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昔日儒家尚言‘民贵君轻’，今观此诗，方知其‘贵’在何处？乃贵在安静为饿殍耳！”
“此非仁义，实为虎作伥！吾法家虽言严刑峻法，然旨在‘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力求公正。”
“而后世之儒，以仁义为名，行盘剥之实，其伪其酷，尤甚于直言功利之法家！”
韩非的结论冰冷而锐利：
“如此儒家，非但无益于国，实乃国之巨蠹！其说之盛行，必致君昏于上，臣乱于下，民怨于野，焉能不亡？”
......
农家。
当天幕上的“安安饿殍”之言传来，许爆发出远比君王更威严的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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