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寺庙“长生库”：
· 隋唐时期，佛教寺庙香火鼎盛，信誉卓着。人们认为将钱财寄存在寺庙非常安全。
· 寺庙利用这些沉淀的资金，从事典当和借贷业务，这被称为“长生库”或“无尽藏”。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民间金融机构雏形。
1. 典当行“当铺”：
· 当铺的核心业务是抵押贷款。但某种程度上，它也扮演了“保管箱”的角色。
· 平民可以将贵重物品（如衣物、首饰、古玩）质押给当铺，换取现金。在约定的期限内，他可以连本带息赎回物品。如果超过期限，物品就归当铺所有（“死当”）。
· 对于当铺来说，它赚取的是利息；对于平民来说，他不仅借到了钱，还将贵重物品存放在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1. 钱庄与票号（晚期）：
· 钱庄：起源于明清，是古代最接近现代银行的机构。它提供的主要服务包括：
· 银钱兑换：将银锭碎银兑换成标准铜钱，反之亦然。
· 存款：富商和官员将大量白银存入钱庄，钱庄会支付一定的利息（“子金”）。
· 放款：钱庄用吸收的存款向商人、政府发放贷款。
· 发行银票：存款人将白银存入钱庄，钱庄开具一张凭证，写明存款数额，这就是“银票”。持有人可以凭银票在异地联号或本号兑换白银。这极大地便利了商业贸易，避免了长途运送巨额金银的风险。
· 票号：清代后期，由山西商人创立，业务更侧重于异地汇兑，形成了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络。其信用极高，是官商款项汇结的主要渠道。
三、 其他保值手段
除了直接存钱，古人还会将财富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资产。
· 购置不动产：购买土地、田产、房屋。这是最稳定、最受推崇的财富保值方式，所谓“有土斯有财”。
· 投资商业：合伙做生意，投资商队，分享利润。
· 囤积贵重物品：收藏金银器皿、珠宝、古玩、字画等。这些物品本身具有价值，且易于携带和隐藏。
总结
古代的“存钱”体系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实物到信用的演进过程：
· 平民多采用实物储藏，承担着巨大的安全风险。
· 富商和官员则利用钱庄、票号等信用机构，实现安全、便利的财富管理和转移。
所以，古人并非没有“存钱”的概念，只是他们的方式与现代银行不同，深深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技术水平之中。这套体系支撑了中国古代商业，尤其是明清两代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
古代商品定价有规定还是因人而异？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问题，它触及了古代经济的核心运作机制。简单来说，答案是：古代商品定价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系，既有官方的严格规定和干预，也存在市场自由博弈的空间，同时深受社会道德和人情世故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这个复杂的定价系统：
一、 官方规定与干预（“管制”的一面）
在古代“重农抑商”的意识形态下，政府深知稳定物价（尤其是生活必需品）对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因此，官方对定价的干预是强有力的，主要体现在：
1. 平准与均输：
· 平准：这是汉武帝时创立的重要政策。政府在首都设立“平准官”，当某种商品价格过低时，政府就收购（“贱买”）；当价格过高时，政府就抛售库存（“贵卖”）。通过这种市场操作来平抑物价，打击投机商人。
· 均输：地方政府将作为赋税征收的实物商品，运到其他价高的地区出售，既解决了运输问题，也调节了地区差价。
2. 常平仓制度：
· 专门针对最重要的商品——粮食。政府在各地设立“常平仓”，丰收时粮价低，政府加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灾荒时粮价高，政府减价出售，防止“谷贵伤民”。这套制度从汉代延续到清代，是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
3. 市场管理与“官定物价”：
· 历代都有管理市场的官员，如唐代的“市令”、明代的“兵马司”。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评估和公布官方指导价。
· 例如在唐代，《唐律疏议》规定，市场官员每十天要对主要商品（如绢、布、粮、油等）评定一次价格，分为上、中、下三等。这个价格被称为“时估”或“旬估”。
· 交易必须在这个指导价范围内进行，如果“较固取者”（强买强卖）或“参市”（串通抬价压价），都会受到法律严惩。
4. 专卖制度（官营）：
· 对于利润极高的商品，如盐、铁、酒、茶，政府直接实行专卖制度（“榷卖”）。这些商品从生产到定价完全由政府垄断，私人不得经营。此时的定价是纯粹的“行政命令”，与成本无关，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二、 市场自由博弈（“自由”的一面）
尽管有官方干预，但在广大的民间贸易中，尤其是在非生活必需品和零售环节，“讨价还价”依然是主流。
1. 供求关系决定：对于不受官方严格管制的商品，如地方特产、手工艺品、奢侈品、服务业等，其价格主要由稀缺性、成本、质量和市场需求决定。“物以稀为贵”是普遍的规律。
2. 地域差价：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同样的商品在不同地区价格差异巨大。这催生了长途贩运的商人群体，他们“负贩往来，以求什一之利”，利用的就是地域差价。
3. 行会与牙人：
· 行会：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同业组织。行会虽不能直接设定统一售价，但可以通过统一原料、工艺和行规来间接影响成本，从而形成一个非正式的价格区间，维护行业利益。
· 牙人：古代的交易中介（经纪人）。他们熟悉市场行情，在买卖双方之间撮合，帮助议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并从中收取佣金。他们的存在使得价格发现过程更为高效。
三、 道德与人情因素（“特殊”的一面）
在古代熟人社会和儒家文化背景下，定价并非纯粹的经济行为。
1. “童叟无欺”的道德约束：优秀的商人讲究信誉和名声，标榜“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对老人和小孩不欺瞒，被视为基本的商业道德。
2. 人情与关系：在熟人之间做生意，价格往往带有“人情价”的成分。可能是优惠价，也可能是碍于情面不好抬价。这时的定价就脱离了纯粹的市场逻辑。
3. “因人而异”的潜规则：反过来，对于不熟悉行情的外地客商、看起来急迫的买主，商家也可能“看人下菜碟”，进行加价。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价格歧视。
总结
我们可以用一张表格来清晰地概括古代商品定价的多元体系：
定价类型 适用商品\/场景 核心逻辑 现代类比
官方管制价 粮食、盐、铁等战略物资；官营商品 社会稳定、国家财政 国家储备粮抛售、电价\/油价管制
市场自由价 手工艺品、奢侈品、地方特产、零售 供求关系、成本利润 普通服装、电子产品、餐饮服务
行会议价 行业内大宗交易 行业保护、成本控制 行业协会指导价、商会协调
道德人情价 熟人社会、老主顾 社会关系、长期信誉 给朋友的“友情价”、会员折扣
结论就是：古代商品定价是“规定”与“议价”并存的二元结构。
· 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宏观层面，政府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进行强力干预，力求稳定。
· 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人情世故这只“看不见的心”共同发挥着作用，使得价格充满了弹性和灵活性。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古代的市场既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也不是一个完全被计划的经济，而是一个在官方框架下，充满烟火气和人情味的复杂博弈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