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五年的冬季，对于大明帝国而言，是在希望与焦虑交织中度过的。
登莱船队的远航，牵动着朝野上下无数人的心。
而陆地上的敌人，也并未因明朝的目光转向海洋而有丝毫懈怠。
冬去春来，崇祯六年三月，就在朝中对开海政策的非议愈演愈烈之时，一艘轻捷的快船率先驶回了登州港，带来了令所有人振奋的消息！
孙元化派回的信使，向朝廷呈上了详细的航行报告：
对日贸易成功： 船队顺利抵达日本长崎，凭借国书和精良的货物（丝绸、瓷器、药材），与德川幕府指定的贸易对象完成了官方许可下的交易，获利颇丰。更重要的是，他们从荷兰商馆及日本学者处，获取了大量珍贵的南洋、太平洋海图及航海资料，并重金招募了数名熟悉太平洋航路的日本“漂流民”（遇难获救的渔民或船员）作为向导。
北海探索： 船队主力在完成对日贸易后，继续沿日本列岛北上，探索了虾夷地（北海道），并与当地阿伊努人进行了初步接触，用货物交换了珍贵的貂皮、海东青，并确认了虾夷地以东，确实存在一片更为广袤的陆地（库页岛及勘察加半岛方向）。
东渡尝试： 一支由两艘最坚固船只组成的分舰队，在熟悉黑潮航路的向导带领下，尝试利用季风和洋流向东横渡太平洋。他们成功航行了数十日，虽因风暴和补给问题未能抵达传说中的“金山”，但证实了这条航线的可行性，并带回了沿途详细的航海日志、洋流风向记录，以及一些北美西海岸特有的动植物标本（如巨型松果、特殊贝壳等）。
这份报告，尤其是那些来自遥远国度的奇异物产和海图，在京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格物院如获至宝，徐光启亲自带领弟子研究那些植物标本，推测其习性，准备试种。
海权司则依据新的航海资料，开始绘制更精确的《大明东洋海疆图》。
首次远航的成功，有力地回击了“开海无用、劳民伤财”的论调，让许多持观望态度的官员和商人开始转变看法。
朱由检大喜过望，重赏了孙元化及有功人员，并下旨扩大登莱造船厂的规模，加紧建造更适合远洋航行的新式舰船。
然而，捷报之下亦有隐忧。
信使也带回消息，在东海和南洋水域，船队曾多次遭遇不明身份武装船只的窥探和骚扰，其战术娴熟，显然不是普通海盗，疑似与东南某些势力有关。
而且，那支尝试东渡的分舰队，在返航途中有一艘船因风浪受损，被迫在朝鲜济州岛紧急修理，延误了归期，引发了对其安危的担忧。
海上的初步成功，深深刺激了反对开海的江南集团。
他们意识到，一旦让朝廷主导的海贸体系建立起来，他们的利益将受到根本性的挑战。
他们的反击变得更加不择手段。
一方面，他们在朝中继续鼓动言官，抓住那艘延误归期的船只大做文章，渲染远航的危险和损失，质疑海权司的管理能力，甚至暗示孙元化等人“虚报功绩，中饱私囊”。
另一方面，他们的黑手伸向了更危险的领域。江南某些与海外走私集团关系密切的豪商，开始暗中资助、怂恿盘踞在台湾、澎湖一带的海寇（如刘香老残部），以及部分唯利是图的倭寇，袭击、骚扰前往登州、泉州贸易的商船，企图制造“海疆不靖”的恐慌，迫使朝廷重新收紧海禁。
一时间，东南海面上匪患似乎有复燃之势，给方兴未艾的官方海运蒙上了一层阴影。
就在明朝的注意力被海洋吸引和东南海患牵制之时，关外的皇太极再次展现了他卓越的战略眼光。
他敏锐地察觉到明朝内部因开海而引发的纷争，以及袁崇焕专注于辽西堡垒防御无暇他顾的机会。
崇祯六年四月，皇太极亲率八旗主力，联合归附的蒙古科尔沁、喀尔喀等部，突然北上，越过兴安岭，对尚未完全臣服于后金的黑龙江流域女真各部（索伦部等） 发动了大规模的征讨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