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九年的寒冬，是以一桩震动朝野的血案拉开序幕的。
内卫指挥使骆养性忠实地执行了皇帝“先斩后奏”的密旨，而第一刀，便以最酷烈的方式，砍向了漕运线上最大的一颗毒瘤——把持漕运关键节点多年、贪墨无数且与江南顽固派及晋商往来密切的漕运参将，姜瑄。
行动是在子夜时分进行的。
内卫精锐突袭了姜瑄位于运河畔的别院。
没有警告，没有审讯，在短暂的、激烈的抵抗后，姜瑄及其圈养的数名亡命护院被当场格杀。
骆养性亲自监督，从别院密室中起出了数额惊人的金银珠宝、与江南及晋商往来的密信，以及几份涉及漕粮“漂没”、克扣军饷的隐秘账册。
次日清晨，姜瑄的人头被高悬于运河码头的旗杆之上，随同张贴的，还有其部分罪证的摘要。
一同被处置的，还有两名与姜瑄勾结最深的漕运千总。
消息如同凛冽的寒风，瞬间吹遍了运河两岸，也以最快的速度传回了北京和南京。
北京皇极殿内，当有官员战战兢兢地奏报此事，并隐晦质疑内卫“滥用职权，有违律法”时，朱由检只是面无表情地听着，随后用冰冷的语气说道：“姜瑄通虏资敌，罪证确凿，骆养性秉公执法，何错之有？再有为其鸣冤者，可视作同党论处。”
满殿寂然。
皇帝的态度如此明确且强硬，加上那悬首示众的残酷手段，让所有还想借此攻讦沈渊和内卫的人，都不得不掂量一下自己的脖子是否足够坚硬。
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开始在朝堂蔓延。
他们意识到，此时的皇帝，已非登基之初那个可以被文官集团轻易影响的少年天子，其手段之狠厉，心志之坚决，远超想象。
而在南京，恐慌的情绪更加浓郁。
姜瑄的死，不仅仅是一个贪官的伏法，更是一个清晰的信号——北廷的刀，已经毫不留情地砍了下来，并且完全不顾及所谓的“官场规矩”和“士林体面”。
那份被公布的罪证摘要，虽然隐去了江南方面的具体人名，但其中提及的“南帛千金”、“吴盐万引”等字眼，无不指向江南。
之前还在密室中叫嚣“不若拼个鱼死网破”的某些人，此刻也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
他们开始真正审视，与那个拥有内卫、新军和恐怖新式武器的北廷正面对抗，胜算究竟有几成。
一部分家族开始紧急收缩产业，将子弟送往更偏远的乡下避祸。
裂痕，在恐惧的催化下，进一步扩大。
就在江南陷入一片恐慌与混乱之际，皇太极策动的“骚扰”如期而至。
一支约五千人的后金偏师，在贝勒莽古尔泰的率领下，利用冬日内长城守军警惕性稍降的时机，突然破口，入寇京畿西北的昌平州，威胁皇陵！
警报传来，京师震动！
皇陵乃国本象征，若有闪失，政治影响极其恶劣。
朱由检勃然大怒，严令孙承宗、满桂即刻督军迎击，务必全歼来犯之敌，不得使其惊扰陵寝。
然而，莽古尔泰极其狡猾，他不与明军主力硬碰，而是利用骑兵机动性，不断迂回穿插，试图绕过阻击线，直扑天寿山明皇陵区域。
明军步兵为主的部队追之不及，形势一度危急。
就在此时，周遇吉接到了沈渊通过内卫系统直接下达的密令：“率新军第一标及直属炮队，携‘新式器械’，疾驰增援，务求速战速决，扬我军威！”
周遇吉心领神会，立刻率领经过严格挑选、忠诚度最高的两千新军精锐，携带了数门以帆布严密包裹的“特殊装备”，轻装疾进，终于在昌平城北一处名为“虎峪”的谷地，堵住了莽古尔泰的主力。
后金军见来的明军人数不多，且阵型似乎与以往不同，并未太过在意，依旧试图以骑兵冲击，迅速击溃这支拦路之敌。
然而，迎接他们的，是远超想象的毁灭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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