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的春夏之交，大明帝国仿佛一个病入膏肓的巨人，同时被数种恶疾侵袭，虽勉力用药，却难阻病势沉疴。
陕西，洪承畴不愧其能臣之名。
到任之后，他并未急于求成，而是首先利用尚方剑整肃军纪，斩杀了两名畏敌不前、克扣军饷的参将，迅速稳住了摇摇欲坠的官军士气。
随即，他调集延绥、宁夏边军精锐，采取“坚壁清野，重点围剿”的策略，不再分散兵力追击飘忽不定的乱民，而是集中力量，直扑“点灯子”盘踞的宜川、洛川一带。
洪承畴用兵狠辣精准，官军战力毕竟远胜于刚刚拿起武器的饥民。
数场激战下来，“点灯子”部损失惨重，被迫放弃城池，遁入陕北的沟壑梁峁之中。
捷报传至京城，朝野为之稍安，朱由检甚至难得地露出了些许笑容，对洪承畴大加赏赐。
然而，亲自潜入陕北的“鹞子”小组，送回的情报却描绘了另一番景象。
“‘点灯子’虽败，其残部化整为零，散入乡野，与更多活不下去的饥民合流。
洪巡抚虽胜，然杀戮过甚，官军所过之处，往往玉石俱焚，民间怨气非但未消，反似浇油之火，暗燃更烈。
”“账房”在密信中写道，字迹因忧惧而略显潦草。
“属下曾冒险接近一伙新聚起的杆子，其头目自称‘八大王’麾下，性情彪悍，言谈间对官府恨之入骨。提及一李姓驿卒，言其勇悍仗义，因驿站裁撤失业，如今亦啸聚山林，号‘闯将’，势头渐起……”“秦川客”补充的这条信息，让远在北京的沈渊心头一沉。
李自成！他还是出现了！历史的惯性，大得令人心悸。
更令人忧心的是，那八万两赈灾银，在层层盘剥、官吏贪墨之下，真正能落到灾民口中的，十不存一。
粥厂时开时停，以工代赈的工程进展缓慢，饥饿与绝望，依然是这片土地上最普遍的情绪。
洪承畴的军事胜利，如同在干涸的河床上暂时扑灭了几处明火，但地下的烈焰，正在更深处积聚着毁灭性的力量。
京城之中，针对沈渊的明面攻击虽已平息，但暗地里的中伤从未停止。
成国公朱纯臣、襄城伯李守锜等勋贵，以及部分与他们在利益上捆绑紧密的文官，敏锐地察觉到了皇帝对沈渊和孙承宗的无条件信任难以动摇。
于是，他们改变了策略。
弹劾的奏章不再直接指向沈渊“蛊惑圣心”，而是开始集中火力，攻击一个看似与沈渊关系不大，实则由他一手举荐、并正在执行其战略构想的关键人物——登莱巡抚孙元化。
几日之内，数道奏疏飞入通政司，内容大同小异：弹劾孙元化“靡费国帑”、“好大喜功”、“滥用西人”、“于登莱擅开海禁，私造巨舰，其心叵测”。
他们将孙元化描绘成一个不循祖制、妄用奇技淫巧、浪费陛下内帑的狂悖之徒。
这一招颇为毒辣。孙元化远在登莱，无法自辩；其所行之事（铸炮、造船、编练新军）确实耗费巨大且与传统迥异，容易引人攻讦；更重要的是，攻击孙元化，就等于间接否定了背后举荐他的沈渊的战略眼光，若能扳倒孙元化，便是砍断了沈渊推行新政的一条重要臂膀。
朱由检看着这些奏章，心中冷笑连连。
他“听”得到这些奏章背后那嫉妒与利益交织的肮脏心声。
他几次想将这些奏章留中不发，甚至想狠狠申饬上奏之人，但都被沈渊劝住了。
“陛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孙巡抚在登莱所做之事，非一日之功可显其效。此时若强行压制言论，反落人口实。不若将此事交由朝议，臣相信，徐光启徐大人等深知西学利弊之士，会为孙巡抚仗义执言。正好也可借此，看清这朝堂之上，哪些人是真心为国，哪些人是尸位素餐，哪些人……是包藏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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