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七年的春天，并未给大明帝国带来多少暖意。
沈渊的“开源三策”如同投入滚油的三瓢冷水，在帝国僵滞的躯体内激起了剧烈而危险的沸腾。
新旧势力的角力，从朝堂的奏章攻讦，迅速蔓延至更广阔、也更血腥的战场。
派往扬州漕运枢纽的审计小组，由一位以刚直不阿着称的御史和数名内卫精锐组成。
他们甫一抵达，便遭遇了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软抵抗。
漕运衙门的账册“意外”被水浸毁，关键吏员“恰好”染病告假，负责仓库的老吏一问三不知。
小组的行动处处掣肘，仿佛一拳打在棉花上。
然而，内卫的暗线早已悄然启动。
他们避开官方渠道，从底层漕工、破产小商户乃至青楼楚馆中，搜集到大量零碎却关键的证据：记录着真实损耗与“漂没”差额的私账、标注着各级官员分润比例的密信副本、乃至某些漕运官员与沿河豪强宴饮嫖赌的丑闻。
就在审计小组准备根据这些线索采取进一步行动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发生了。
那名带头御史在乘船勘察河道时，座船竟在风平浪静中倾覆，御史本人溺水身亡，随行的两名内卫一死一伤！
消息传回，朝野震惊！
这已不再是官场倾轧，而是赤裸裸的谋杀！
朱由检闻讯暴怒，他能“听”到江南那片土地上传来的、混合着贪婪与残忍的心声。
沈渊则更加确信，旧势力的反扑已然图穷匕见。
“陛下，此风不可长！必须用更坚决的手段，撬开这道铁幕！”
他建议动用魏忠贤留下的“遗产”——那份关于某些江南籍贯、且与漕运盐政利益攸关的朝中官员的隐秘罪证。
朱由检略一沉吟，最终点头。
很快，都察院突然发难，依据“确凿证据”，连续弹劾了两名户部郎中、一名礼部侍郎，罪名涉及贪墨、渎职、包庇亲属侵占田产等。
虽未直接触及核心，但足以让朝中与江南关系密切的官员人人自危，暂时不敢再明目张胆地为江南势力张目。
同时，朱由检下旨，擢升那名幸存的内卫为千户，增派精锐，重组审计小组，由暗转明，强势进驻漕运衙门，宣称“遇阻则斩，遇袭则剿”！
一场围绕着漕运命脉的审计风暴，在血色的警示后，以更加强硬的姿态，再次刮起。
与此同时，登莱的海事债券认购却出人意料地火爆。
晋商和部分敢于冒险的徽商，被高额的浮动利息和优先投资权所吸引，资金开始源源不断汇入海权司的账户。
孙元化利用这笔资金，加速了新型远洋船只的建造，并开始规划第二支，规模更大的东渡探险船队，目标直指传闻中蕴藏着巨量白银的“金山”（北美西海岸）。
然而，潜在的危机依然存在。
债券的高收益建立在探险成功和高额贸易利润的预期上，一旦船队遭遇不测，或者贸易利润不及预期，这建立在沙滩上的信用大厦可能瞬间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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