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凯旋还京的喜悦，如同投入沸水中的冰块，迅速被朝堂上骤起的风云所消融。
针对沈渊及其新政的暗流，在短暂的沉寂后，终于化作了汹涌的波涛。
首先发难的，是都察院的一位山东籍御史。
他上了一道措辞激烈的奏章，弹劾沈渊在河南“借新政之名，行聚敛之实”，“摊丁入亩，实则加赋于田主；清丈田亩，实为侵夺民产”，并列举了数条据说来自河南士绅的“血泪控诉”，指责沈渊任用酷吏、纵容内卫罗织罪名、抄家灭族，致使“豫地士林噤声，百姓敢怒不敢言”。
这道奏章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瞬间激起了千层浪。
紧接着，数名籍贯涉及河南、北直隶、山东的科道言官纷纷上疏附和，言辞或激烈或“恳切”，核心皆指向新政“苛虐”、“扰民”、“违背祖制”。
更有甚者，将沈渊与北宋王安石相提并论，暗指其变法必将导致天下大乱。
朝会之上，朱由检高踞御座，面无表情地听着言官们的慷慨陈词。
他能清晰地“听”到他们冠冕堂皇言辞下的私心——有的是为家乡被触及利益的亲朋故旧张目，有的是受朝中某些大佬指使，有的则是纯粹出于对“变法”的恐惧和排斥，还有的……甚至隐隐与江南那些因漕运、盐政改革而利益受损的势力有所勾连。
果然来了……跳梁小丑，蝇营狗苟！
然而，这些攻击并非全无作用。
它们成功地营造出了一种舆论氛围，使得许多原本中立甚至对沈渊抱有好奇的官员，也开始对新政产生了疑虑。
毕竟，“与民争利”、“违背祖制”是足以压垮任何改革者的沉重罪名。
“众卿所言，朕已知晓。”待言官们暂告一段落，朱由检才缓缓开口，声音听不出喜怒，“然，沈渊在河南，稳定地方，输送粮饷，于国有大功。其所行新政，于此次抵御虏骑，亦见成效。尔等弹劾，可有实证？岂能因一二浮言，便否定封疆大吏之功绩？”
他试图以功劳和实效来压制言论。
这时，首辅温体仁出列了。
他并未直接攻击沈渊，而是以一种老成谋国的语气奏道：“陛下明鉴。沈尚书之功，朝廷已有封赏，天下共见。然，治国如烹小鲜，不可操之过急。河南新政，或有其效，然是否适于推广他省，确需慎重。尤其北直隶、山东等地，甫经兵燹，民生凋敝，当以休养生息为上。若强行推行清丈、摊丁等策，恐生民变，反为不美。臣以为，当暂缓新政推行，遣重臣前往河南，详细核查新政利弊，再行定夺。”
这番话看似公允，实则狠辣。
它避开了直接否定沈渊，却以“稳妥”为名，要求暂停新政推广，并“核查”河南情况。
这无异于将沈渊及其新政放在火上烤，一旦派去的“重臣”稍有倾向，便可轻易否定数年来心血。
朱由检目光微冷，看向沈渊：“沈卿，你有何话说？”
沈渊深吸一口气，出列躬身。他知道，此刻不能退缩，但也不能硬顶。
“陛下，诸位大人。”沈渊声音清晰平稳，“臣在河南所为，无非‘安民、练兵、足饷’六字。摊丁入亩，旨在均平赋役，使无地少地之民得以喘息；清丈田亩，旨在厘清税基，使国家财用不乏；推广新作物，旨在活民于饥馑；整饬驿路、编练乡兵，旨在稳固地方、支援国战。所有举措，皆有案可稽，有账可查。河南去岁输往前线之粮饷，大半皆源于此。”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些弹劾他的言官，语气依旧平静：“至于所言‘聚敛’、‘侵夺’，臣不敢领受。河南府库历年收支、田亩清丈册簿、税赋征收记录，皆可随时调阅核查。若有一分一厘落入臣之私囊，臣甘愿领受极刑！至于所谓‘民怨’，臣请问，是哪些民？是那些因清丈出隐田而需照实纳粮的田主？还是那些因‘摊丁入亩’而减轻了负担的万千自耕农、佃户？”
他转向朱由检，朗声道：“陛下，新政确有触及旧利之处，此乃臣之过，亦乃新政之必然。然，臣请问，是国家安危、万千黎民生计重要，还是少数兼并土地、隐匿田产者之利重要？是固守祖制、坐视财政枯竭、流寇再起重要，还是革故鼎新、寻求一线生机重要？此次国战，若无河南新政维系之钱粮，无李岩‘靖安营’浴血奋战，井陉关能否守住？陛下之通州行营，又将面临何等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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