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伯乐先生，根据辉瑞的官方财报，在过去十年里，贵公司的总营收超过五千亿美金。其中，肿瘤药物贡献了超过百分之四十的利润。”
“而在这十年里，你们的营销和行政管理费用，总计超过一千五百亿美金。”
“你们的研发投入，总计是五百亿美金。”
苏奇停了下来。
他让这三组刺眼的数字，在屏幕上停留了足足十秒钟。
“也就是说，”苏奇的声音平静，却充满了力量，“在过去十年，你们每在研发上花一块钱，就要在营销和游说上花三块钱。”
“我很好奇，艾伯乐先生。”
苏奇看着他，问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想问，却又不敢问的问题。
“你们的药价，到底是由科学的成本决定的？”
“还是由公关的成本决定的？”
艾伯乐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这个问题太狠了。
它直接戳穿了整个西方制药工业最核心的商业模式真相。
高昂的药价，支撑的从来不是那虚无缥缈的“研发成本”。
而是那笔用来打通医院、游说政客、收买专家、控制媒体的天文数字般的“营销费用”。
这是行业内所有人都知道，但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秘密。
今天，这个秘密被苏奇当着全世界的面，赤裸裸地撕开了。
“苏奇教授，您这是在偷换概念。”
艾伯乐不愧是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狐狸。
他的反应极快。
“药物的价值，不能单纯地用成本来衡量。它应该由它所能创造的价值来决定。”
“我们的药物让无数被判了死刑的癌症患者重获新生，让无数的家庭免于破碎。这种生命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我们称之为‘价值定价法’（value-based pricing）。这是整个行业公认的，最合理，也最符合市场规律的定价模式。”
他的辩解听起来冠冕堂皇。
充满了人文关怀的温度。
然而。
苏奇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价值？”
苏奇再次按下了遥控器。
屏幕上出现了一段视频。
视频的背景是美国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区。
一个看起来只有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自家空荡荡的客厅里。
他的身后，墙上还留着挂过照片的痕迹。
他的脸上写满了疲惫和绝望。
“我叫大卫·史密斯。”
男人对着镜头，用沙哑的声音说。
“我是一名高中历史老师。”
“三年前，我的妻子苏珊，被诊断出乳腺癌。”
“医生说，有一种辉瑞公司生产的靶向药，效果很好。但是，一个疗程，需要七万美金。”
“我们卖掉了房子，卖掉了车子，花光了我们所有的积蓄。”
“我甚至同时打了三份工。”
“但是，我们还是负担不起。”
“去年冬天，苏珊走了。”
男人说到这里，声音哽咽。
他抬起手，擦了擦眼泪。
“她走的时候，还在跟我说对不起。”
“她说，是她拖累了我们。”
视频到此结束。
整个会场死一般的寂静。
艾伯乐呆呆地看着屏幕上那个男人悲伤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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