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风峪——野狼坡战役的硝烟已然沉淀为历史书页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其掀起的巨浪，却刚刚开始冲击更广阔的海岸。八路军总部那份措辞铿锵、战绩骇人的明码通电，如同一块投入国际舆论深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远未平息，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扩散到了更遥远、更具影响力的角落。
延安的窑洞里，中央领导们对着地图和战报，进行着深入的分析和讨论。风暴团此战的意义，早已超出一次局部胜利的范畴。“……这证明了我军在正确战略战术指导下，完全有能力在平原地区，对日军野战兵团实施歼灭性打击！” 一位领导指着地图上冀中的位置，语气振奋，“风暴团的实践经验，尤其是他们在装备建设、战术协同、根据地巩固方面的做法，值得各战区深入研究总结！”
另一份来自重庆的绝密情报也摆上了案头。情报显示，重庆高层在震惊之余，内部产生了激烈争论。顽固派叫嚣着要“限制异党武装坐大”，而一些相对务实、或与共产党有秘密接触的派系，则从中看到了增强全国抗战力量、改善战略态势的机会。争论的结果，是几道相互矛盾的命令飞向华北前线国军各部：一方面要求“加强防共限共”，另一方面又默许甚至鼓励部分部队与八路军“交流作战经验”。矛盾与机会，在微妙的政治天平上摇晃。
而真正将这场胜利推向国际视野的，是驻扎在重庆和昆明的一些外国记者、外交官和军事观察员。这些嗅觉灵敏的“中国通”们，从八路军那不同寻常的、充满细节和自信的战报中，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全歼一个日军野战旅团？击毙旅团长？在华北平原？这和他们认知中“装备低劣、游击为主的八路军”形象相差太远。
好奇，强烈的职业和政治好奇，驱使着他们行动起来。通过外交渠道、私人关系，甚至秘密渠道，请求、申请、要求前往八路军根据地，特别是这个神秘的“风暴团”驻地，进行“实地考察”和“战地采访”。
起初，这些请求被以“战事紧张、条件艰苦、交通不便”等理由婉拒或拖延。但请求者锲而不舍，甚至抬出了“盟友情报共享”、“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等大义名分。最终，经过延安的审慎研究和周密部署，决定有限度地开放部分根据地，允许少数经过严格筛选的外国观察员，在绝对确保安全和保密的前提下，进行短期访问。风暴团所在的冀中根据地，因其战绩最为耀眼，自然成为了首选目的地之一。
于是，在一个初冬晴朗的早晨，一支由五名成员组成的“国际友好人士考察团”，在一支八路军精干小分队的护送下，经过数日颠簸、多次绕行和严格的保密程序，终于抵达了杨各庄外围。
考察团成员背景各异：有美国《时代》周刊的资深记者约翰·卡尔森，他身材高大，眼神锐利，拿着笔记本和相机，对一切充满探究欲；有英国路透社的特派员埃文斯，举止略显刻板，更关注军事细节和战略影响；有苏联塔斯社的记者兼军事观察员伊万·彼得罗夫，沉默寡言，但目光总是不经意地扫过沿途的工事和士兵的装备；还有一位法国自由撰稿人皮埃尔，以及一位身份有些模糊、据称是“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的瑞典人斯文森。
迎接他们的，是风暴团政委老马和参谋长赵刚。王雷并未第一时间出现，这是事先商定的策略——保持一定的神秘感和层级感。
“欢迎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老马操着略显生硬但清晰的英语（得益于林峰早期的一些“灌输”和自身学习），笑容热情而坦诚，“一路辛苦。我们这里条件简陋，比不了大城市，还请多多包涵。”
考察团成员们打量着眼前的一切。杨各庄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破败的北方村庄，土坯房，夯土路，穿着臃肿棉衣的村民好奇而警惕地张望着他们。若不是村口有持枪警戒、精神抖擞的士兵，以及远处隐约传来的操练口号声，很难将这里与那场震惊中外的大捷联系起来。
“马先生，赵先生，非常感谢你们的接待。” 约翰·卡尔森率先开口，他的中文夹杂着浓重口音，“我们非常渴望了解，你们是如何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样辉煌的胜利的？特别是，我们听说贵部装备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武器？”
问题直指核心。老马和赵刚对视一眼，早有准备。
“卡尔森先生，胜利属于全体抗日军民，是正义的力量和正确的战术结合的结果。” 赵刚微笑着，避重就轻，“至于装备，我们确实从敌人手中缴获了不少武器，也在尽力改善自己的条件。各位远道而来，不妨先看看我们的部队日常和根据地建设？具体的战术细节，稍后我们可以请军事指挥员为大家介绍。”
接下来的两天，考察团在严格划定的范围内，进行了有限度的参观。
他们观看了新兵训练。操场上，成百上千名年轻战士在进行队列、刺杀、投弹和战术基础动作训练。让观察员们暗自惊讶的，并非训练的刻苦——这在任何军队都能看到——而是训练的规范性和……部分战士手中武器的特殊性。他们看到了不少日式步枪，但也看到了相当数量的、他们从未见过的、带有弧形弹匣的自动步枪（ak-47被要求暂时使用直弹匣版本，并涂抹掉明显标识），以及一些造型奇特的轻型支援武器。
“那是……什么枪？” 埃文斯指着一名班长模样的战士背着的波波沙冲锋枪，忍不住低声问陪同的翻译。
翻译按照事先交代的回答：“是从日军手里缴获的一种外国冲锋枪，我们进行了一些改进。” 含糊其辞，却更引人遐想。
他们参观了村内的“抗日小学”和简易的卫生所。看到孩子们在漏风的教室里大声朗读着抗日课文，看到穿着朴素白大褂的卫生员用极其有限的药品和土法为百姓治病，这些细节让几位记者动容，这展现了这支军队不同于单纯军事组织的另一面。
他们甚至被允许远远观看了民兵的实弹射击演练（使用最老旧的三八式）。民兵们虽然装备简陋，但那股认真劲儿和不错的射击精度，让观察员们意识到，这里的战争潜力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
然而，所有这些都是“表面文章”。考察团成员，尤其是卡尔森、埃文斯和彼得罗夫，心中积累的疑问越来越多。他们看到的是一支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得到民众支持的军队，但仅凭这些，似乎还不足以解释那场歼灭战的辉煌。他们渴望看到更多“硬核”的东西。
第三天下午，在王雷的授意下，一场小规模的、经过精心设计的“战术演示”在远离村庄的一处偏僻河滩举行。演示部队是一个加强排，全部由风暴团最精锐的老兵组成。
演示内容包括：步兵班进攻与掩护交替，机枪火力点的快速转移与压制，迫击炮的简易测距与急促射，以及最后的“步坦协同”演示——当然，“坦克”是由两辆蒙着帆布、伪装成坦克轮廓的牛车扮演，由步兵模拟伴随攻击。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战术动作干净利落，各兵种配合默契，火力层次分明。尤其是那门82毫米迫击炮，在操炮手娴熟的操作下，迅速完成架设、测距、装定、发射，炮弹准确地落在数百米外的“敌军阵地”上，炸起团团烟尘。
考察团成员们看得目不转睛。埃文斯在笔记本上飞快记录：“……战术素养极高，远超一般游击队，接近正规军水平……迫击炮操作熟练，协同意识强烈……” 彼得罗夫则更多地将目光投向那些士兵手中的自动武器和他们的单兵装备，眉头微蹙，似乎在评估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