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风遥在脑海中描摹这些历史人物的样貌时，免不了受现代电视剧的熏染，总带着几分刻板印象：长须飘飘、官袍肃肃、老成持重……谁知翻开史书一瞧，1643年的这个春天，好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此刻竟然还都是“小鲜肉”！
就说吴三桂吧，生于1612年，这会儿才刚三十出头，三十一岁而已。
崇祯皇帝呢，生于1611年初，此时也不过三十二岁，正是“三十而立”的年纪。
至于搅得天下大乱的李自成和张献忠，两人同岁，都出生在1606年，到1643年，也不过三十七岁。
还有和李自成同乡的高杰，虽无确切生辰，据说岁数也和李自成相差无几。
而1613年出生的顾炎武此时三十整，1610年出生的黄宗羲三十三——看看，这一批时代“楷模”，竟是个顶个的年轻！
再瞧瞧大清那边：皇太极五十一岁，算是老一辈；而多尔衮竟和吴三桂同岁，也是三十一。
更绝的是那位未来的顺治帝福临，这会儿才五岁（1638年出生），奶娃娃一个。
咱们历史上这些风云人物，在那个节点上，竟一个个青春正盛！
这其中，最让任风遥挠头不解的就是崇祯皇帝朱由检。这位刚步入“而立”之年的小青年，怎么就那么多疑敏感？是天性使然，还是被环境逼成了这样？
《明史》评价这位小哥：“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说白了就是苛察——对底下“员工”言行过度审视、处处猜忌。看看他的执政履历：崇祯一朝十七年，内阁大学士换了五十位，兵部尚书走马灯似的换了十四位。搁现在，好比一家大公司十七年间连换五十个副总、十四个销售总监——直如儿戏了！
后世不少学者也曾试图分析这位“老板”的性格成因，最后结论，按现代话讲，就是典型的“原生家庭影响”。
崇祯四五岁时，他爹朱常洛不知何故不待见他妈了（有说有了小七、小八等，移情别恋了；有说感情破裂）。总之，他妈就那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有说郁郁而终，有说被杖杀）。
这种幼年丧母的经历使他缺乏足够的安全感，为他后来性格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更揪心的是，母亲刘氏去世后，他一直被蒙在鼓里，以为她是病故。直到登基后思母心切，找老太监细问，才得知真相。
朱由检悲痛欲绝，将母亲的坟迁葬到了父亲光宗的庆陵旁，又命人凭记忆绘了母亲的画像。迎画像入宫时，他“跪迎于午门，悬之宫中”，母子情深，可见一斑。
再说说皇家这口大染缸。在能“合法多娶”的年代，本就叔伯兄弟一大堆，再加“妈妈”、“姨娘“、“叔叔”、“伯伯”等的鼓噪，哪个不是眼巴巴盯着“家主”之位？亲兄弟间都能明枪暗箭，你死我活。
崇祯从小长在这权力绞肉机里，耳濡目染尽是权谋算计、骨肉相残。这种家庭出品的孩子，性格又哪里能阳光得起来？
他继位时也没赶上好时候，“公司”内外交困：内部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外部后金（清）虎视眈眈。
面对烂摊子，他急于力挽狂澜，改变现状，让“企业增产高效”，却苦无良策。压力山大之下，他对“企业员工”的能力和忠诚度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比如袁崇焕，提了个“五年复辽”的app计划，“企业景愿”很好，崇祯一度寄予厚望。可后来战事不顺，外加谣言反间，崇祯对这个“员工”产生了怀疑：这好像是竞争对手派过来的卧底啊？！就把人家凌迟了。真不知他对袁崇焕哪来的这么大怨恨。
“老板”都这么不靠谱，员工能踏实干活吗？
崇祯帝在位期间，明朝官场腐败成风，许多“中层干部”欺上瞒下、结党营私，中饱私囊，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他也曾试图整顿吏治，却不断遭遇官员的阳奉阴违。一来二去，他对满朝文武的信任度彻底崩盘，越发疑神疑鬼。认为官员们都不可靠，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公司”利益。
说起来，崇祯自己倒是挺拼的。别人996，他能早六晚十、全年无休。可光自己努力有啥用？能力有限，决策老出错。
一失败，他不自我反省，反倒把气都撒在了“员工”身上：你们眼睛都瞎了吗？不知道帮帮我？辅佐的责任在哪？天天东一句西一句的互相埋怨陷害，把我脑子都搅乱了！
这种心态，注定了他越往后越难相信别人——
崇祯越多疑，事还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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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六年四月·皇极殿
崇祯皇帝面颊深陷，面色阴沉，透着无尽的焦虑。御案上堆着数不清的噩耗。
他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那一叠叠的奏章——闯贼李自成已在襄阳自称“新顺王”，五十万大军正分兵三路向陕西进发；张献忠攻陷武昌后，将楚王朱华奎沉江，此刻正溯江而上直指四川；中原各地饥民如蝗，饿殍遍野。这大明江山，仿佛一间四处漏雨的破屋，而暴雨正倾盆而下。
陛下！都给事中张缙彦再次出列，声音嘶哑，孙督军那里，士卒因缺饷已逃亡三成；若再不发饷，陕西门户恐将不保......
发饷？户部尚书倪元璐喟然长叹：太仓库存银不足八万两，九边欠饷已达二百六十万两！除非......除非再加派辽饷......
不可！刚刚接替周延儒的首辅陈演无奈打断道，三饷已经重压了各地民生，如今北直隶、山东、河南早已流民百万，再加派，只怕……
正在众大臣议论内乱如何治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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