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图既下，便是雷霆万钧的行动。
原刘泽清麾下那五万被整编的辅兵与匠人，此刻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建设兵团”。
一场“军演”，不止让他们看到了在大明难得的稳定安全，更让他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他们开山取石，挖土筑基，铺设水渠，按照前所未有的“标准化”图纸，在四条河流之畔同时兴建起规模宏大的窑厂。尘土飞扬中，没人叫苦，因为他们知道，每一分辛劳都能换来实实在在的“工分”。这工分不仅能兑粮米、换布匹、取盐茶，未来更能折算成那些正在图纸上、坚固漂亮的水泥新房。
希望，成了最强劲的驱动力。
当然，此时任风遥的目光，已经越过了轰鸣的工地，投向了一片更为深邃的领域——金融。
“工分”体系的顺畅运转，催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需求：一种便于携带、承兑、流通的凭证。于是，“计分币”的构想应运而生。
任风遥并未大张旗鼓，只是悄然与山东境内数十家信誉卓着的行业魁首——从“济世堂”这样的药业巨擘，到掌控粮盐布帛的大商号——签下了一纸秘密契约。契约规定，工人可凭“计分币”在这些商号直接购取任何货物，而商号之间亦可凭此币结算。当然，所有流通中的“计分币”，都可随时在一家新设立的“齐鲁号”钱庄，足额兑换白银。
这“齐鲁号”的底细，才是任风遥金融布局的核心。它的本金雄厚得令人咋舌：清军辎重营所“获”的八十万两金银、“济世堂”药品的巨额利润，再加上此番大会收到的二百多万两“定金”……林林总总，任风遥手中可控的“现金流”早已逾三百万两白银——这还没算衡王府粮库近五千万斤粮食如果变相折算的资本。
在明末，这已是一笔足以撬动数省经济的庞大资本。
当然，彼时大明金融，已有庞然大物。最具盛名的莫过于晋商票号的前身与网络。他们依托与边军、清地界的密切关系及百年信誉，建立起贯通南北、连接边镇、关外与京师的汇兑体系，其资本联合体之巨，堪称金融界的山海关。与之相比，初生的“齐鲁号”在网点与信誉上，自然望尘莫及。
但任风遥毫无担心。他深知，晋商之基在于贸易与权力寻租，而“齐鲁号”的根基，则牢牢扎在他正在创造的实体经济与系统信用之中。水泥窑只是开始，后续的钢铁、织造、玻璃、镜子、航运……每一个工分背后，都是实实在在的产业产出。这不仅仅是传统的钱庄票号，而是一套完整的由工业支撑的经济循环系统，是一枚试图为整个山东乃至更广大区域的经济活动，注入信用与活力的“楔子”。
当河边的窑火尚未点燃，一种看不见却更为炽热的“金融之火”，已在这位穿越者的谋划中，悄然燃起了第一簇火苗。百工营的喧嚣是骨架，而这泉府之策，方是意图赋予这骨架以奔腾血液的野心。
至于小日本的“银山铜矿”——任风遥撇撇嘴，那是老子的，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