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风跟揣了刀子似的，刮得砖瓦房檐呜呜作响。职工宿舍楼，是栋灰扑扑的二层小楼，墙皮掉了大半，露出里面赭红色的砖头。楼道里没装灯，一到傍晚就黑黢黢的，靠墙根堆着各家的煤球、咸菜坛子，还有几盆半死不活的花草，都是楼里住户随手搁的。
庄建国住一楼，每天下班回来，都得侧着身子从楼道里挤过去。这天晚上，他从大强饭馆帮完忙，揣着揣着刚挣的五毛跑腿钱，缩着脖子往家走。风比白天更烈了，卷着沙粒打在脸上，生疼。他裹紧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脚步放得飞快，只想赶紧钻进暖和的屋里，喝上一碗娘熬的红薯粥。
刚走到二楼的拐角，就听见头顶传来“哐当”一声脆响。
庄建国还没来得及抬头，一个沉甸甸的东西就砸在了他的右脚背上。他疼得“嘶。他疼得“嘶”了一声，身子一歪，差点栽倒在地。低头一看，脚背上的蓝布工装被砸破了个洞，渗出血迹来，而罪魁祸首，是一个摔得四分五裂的粗陶花盆，碎瓷片溅了一地，里面的土撒了他一脚，还有几株蔫巴巴的吊兰，断了根，耷拉在碎瓷片上。
“谁啊？谁家的花盆没放好？”庄建国捂着脚，疼得直咧嘴，忍不住朝楼上喊了一声。
楼道里的声控灯被他的喊声惊醒，“啪”地亮了，昏黄的光线下，一个穿着素色棉袄的年轻女人从二楼的门里探出头来，脸上满是惊慌。
是苏曼卿。
苏曼卿是上个月才搬到这栋楼的，听说以前是县城中学的老师，因为家里的一些事，下放到镇上的供销社当售货员。她性子文静，不爱说话，平时见了邻里，只是点点头，算是打招呼。她住的二楼阳台，总摆着几盆花，是这栋灰扑扑的宿舍楼里，少有的亮色。
此刻，苏曼卿的脸白得像纸，看见楼下的庄建国和地上的碎花盆，她连忙跑了下来，声音都带着颤：“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花盆，风太大了，吹下来了……你怎么样？脚没事吧？”
她蹲下身，想去看庄建国的脚，却又怕碰疼了他，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
庄建国的脚确实疼得厉害，脚背肿起老高，血还在往外渗。他皱着眉，看着苏曼卿那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心里的火气消了大半。他知道苏曼卿一个人住，日子过得不容易，也不是故意的。可疼是真的疼，他咬着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苏同志，你这花盆砸得可不轻啊，得赔我医药费。”
苏曼卿听见“医药费”三个字，脸更白了。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她每个月的工资，大部分都寄回了县城的家里，给生病的母亲买药，自己手里只剩下寥寥几块钱，勉强够糊口。别说医药费了，就连买个新花盆的钱，她都得掂量掂量。
庄建国看着她的样子，心里忽然有点后悔。他也就是随口一说，没想真让她赔钱。毕竟都是一个楼里的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就在他准备说“算了，不用赔”的时候，苏曼卿却转身跑回了家，没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白纸包，跑了下来。她把纸包递给庄建国，声音低低的：“庄同志，对不起，我……我手里只有这个了，你别嫌弃。”
庄建国接过纸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包崭新的创可贴，上面印着“云南白药”的字样。
在那个年代，创可贴可不是寻常东西，算是稀罕物，得去县城的药店才能买到，价格还不便宜。庄建国看着这包创可贴，心里咯噔一下，忽然明白过来，这大概是苏曼卿省吃俭用，给自己备着的应急药品。
“这……”庄建国拿着创可贴，有点不知所措，“苏同志，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你拿着吧。”苏曼卿抬起头，看着他，眼睛里满是歉意，“是我没把花盆放好，砸伤了你的脚，这是我唯一能拿出来的了。你别嫌少，要是不够，我……我以后再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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